耿宁说：“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王阳明及其学派的思想为今日中国提供了源自其哲学传统的最活跃和最出色的推动力，而且我猜想，如果这个思想在概念上得到澄清，并通过个人经验和科学经验而得到深化，它就有可能是最富于未来前景的中国哲学研究。”近年来的阳明学热，为这番话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对西方汉学家来说，阳明学颇有特点。它的文献基本上是口语化的材料，比一般的中文哲学文献更具浓缩、简化、流动和机缘性的特点，与系统论述大不一样，虽然意味深长但不够明晰，所以特别需要澄清。其实对中国学人也是一样。因此耿宁认为：“一门习常人类意识的普遍现象学应当可以使这些现象变得更容易理解。”他的研究工作，就是用当今被视为普遍现象学的胡塞尔现象学，对阳明学核心概念“致良知”和其他一些概念进行分析。
自胡塞尔开始，现象学家一直恪守“回到实事本身”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无论胡氏的理论现象学，还是海德格尔、舍勒、萨特等人的应用现象学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耿宁说：“‘回到实事本身’的主张符合哲学对原创性的基本要求；现象学作为一种贴近地面工作的哲学能满足在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讨论平台的期望；现象学所倡导的直接直观的审视可以避免在哲学研究中出现过多大而空乏的概念范畴；现象学的‘严格’和‘审慎’之治学态度可以促使研究者不再以真理的缔造者或拥有者去发布纲领、构建体系，而是面对具体问题进行含有实事的描述分析。所有这些，都为现象学在东方文化中找到同道提供了可能。”
耿宁的阳明学研究，实实在在地贯彻了现象学的方法，其博大精深由此成就。何以见其博大？学贯中西使他能够在两大文化传统中自由穿越，得心应手地处理他的课题。作为哲学家，他深刻理解中西哲学；作为汉学家，他精通中文，熟知先秦以降的哲学典籍。他能明白告诉读者，阳明及其弟子所用文献的本义与引申义，经常用注释指出他们言语中暗指的原典。因此他的巨著得以综罗百代，在全部哲学历史发展背景下，清楚阐释阳明学派各种观念的思想渊源与学术定位。他熟悉明代历史，用专章详述明代社会状况、官场生态、士人生活、学术活动等等，让人明白阳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人生第一等事》第一部分谈阳明，第二部分谈他的几位重要弟子，所论对象总共十来位，但是书上涉及他们的亲朋、讲友、论敌、弟子等共二百多人，对其中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予以考证、介绍。而且，作者不但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多次访问阳明及弟子的家乡以及书院、庙宇等当年讲学与会议的场所，他会告诉你，它们的具体地理位置、原貌与今天的遗存。因此，这部书格外丰满、生动、扎实，有极强的说服力。
何以见其精深？耿宁特别注重“直接直观的审视”，对于所论人物的著作，统统进行严格的文献学考证，以致专门写了一个较长的附录——“王阳明哲学原始文本的刊印史”，研究《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两书不同版本的年代，用以确定阳明思想的发展，显示编者的用意。对于阳明弟子们的书信、会语，他厘清年代，确定先后关系、问难答辩关系，为此处理许多笼统标年甚至未标年代的书信，分清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及其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精密翔实的概念分析，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其功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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