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总问题。马克思是在反思政治解放的限度的过程中提出人类解放的。政治解放实现了以私有财产权为前提的法律形式上的自由，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公民权（droits du citoyen），但并未消除因实际的社会差别而造成的底层民众的不自由，因而是不彻底的。马克思认为解放应当有“人的高度”，他剥去政治解放的“狮皮”，将“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视为“当代的普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从中可见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本质的批判，他揭示了权利的异化状态，为人类解放确立了基于劳动的世俗基础。真正的解放不是要先验地讨论自由的根据，而要实现个体对外在压迫的反抗，在经验生活、劳动和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确认自己的人的权利（droits de I?homme），重塑主体的内在本质性力量。
人类解放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人们摆脱异己力量和工具化境遇的过程。
马克思的政治理想是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逐渐成熟的，他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通过对传统政治哲学的颠覆实现的，在此过程中确立的“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实践中逐步生成。这种“颠倒”并非出于书斋的理论旨趣，其“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超越。这种超越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彻底摆脱应然的理论模板，以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将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转变为“现实的力量”，还在于其政治价值诉求，其得以生成的根本动力乃是人类解放的政治实践。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以这种政治价值审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获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种宏观视域：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持先进的生产关系实现的时候，对超越现存的价值诉求只能定格在应当层面，或者局限为伦理冲击；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提高的时候，生产关系的改善可能是自为的，“现实的个人”对政治价值的把握，必然要基于适当的社会条件，适时地做出选择。这个过程是难以逾越的，“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1.。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的资本逻辑将长期成立，对这种逻辑的批判与超越必经“人”之实践生成的漫长历史过程。
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践超越品格，它不仅在市民社会的地基上切实把握现代政治的本质，而且全面检索了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家关于需要、劳动、财产权、正义、商业等的阐释，并在实质性层面对现代政治制度加以质疑和批判。在他看来，“每个人按其所愿、尽其所能来保全自己”这种霍布斯式的现代构想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脱离共同体的个体这些无财产者不可能获得起码的人身保护，这必然导致现代货币共同体的撕裂。正是因为重审现代社会中人的所有权、社会差别和实际生活境遇，马克思走出了市民社会解放的苑囿，不将纯粹的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视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而努力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构建共同体是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形成的社会理想，但历史上现实的共同体存在着各种令人困惑的实际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实际地关涉人的自我理解、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马克思深入分析了共同体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揭示了“自然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的内在缺陷，提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合理方案，形成了超越以往政治哲学的共同体理论形式与实践思路，实现了其政治哲学的现实化建构。
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争鸣与由罗尔斯的《正义论》引起的英美政治哲学复兴几乎并时前行，持续半个世纪，构成正义论视域中的“马克思问题”相关争鸣开始于罗尔斯出版《正义论》的次年春天，由艾伦?伍德在《哲学与公共事务》1972年第3期发表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而引发的学术争鸣与当代政治哲学家围绕罗尔斯正义论展开的激烈论辩一样著名，而且有些参与这场争论的学者后来转向了政治哲学。臧峰宇，朱梅.关于马克思正义论研究的认知测绘.哲学动态，2019（12）.。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政治哲学家基于自然法的正义观念和关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的命题，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提出改变不正义的社会制度的现实方案，其间浸润着一系列实质正义的主张。探究这一问题的实质，不能想当然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正义之间关系的一般看法，而要回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文本的原初语境，研读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关键阐述，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
在解读马克思思想原初语境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直观地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基本轮廓。马克思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哲学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关键的理论内化于工人运动的实践。马克思之所以严厉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恰因为他们对分配正义的阐述看似不乏道理，实则不能彻底改变无产者遭受剥削的实际处境；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进而实现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能通过革命。当然，革命取得成功，需要成熟的历史条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觉悟的工人联合体依靠这种成熟的历史条件获得整个世界。由此不难看到，正义论在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之外，谈论马克思正义论并非理解马克思的重要路径。
围绕马克思正义论展开的学术争鸣是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景观，其中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将“正义”理解为与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事实判断，还是从规范意义上做出的应当与否的价值判断。毋庸置疑，马克思反对超历史的道德评价，反对资产阶级道德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其正义论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前提。
马克思不乏反对研究分配正义的话语，原因并非分配正义不值得研究，而是若缺乏对分配正义的前提的充分思考。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现代市民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这是无产者与资产者存在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从政治哲学―经济学视角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即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
生产扩大与资本增殖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停留于对以往时代人性光辉的讴歌与礼赞仅仅是脱离历史的怀旧情结。
马克思将建立在思辨的自我意识基础上的理想诉求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怪影”，它由于对现实政治生活缺乏深入考察，无力解决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课题。
中国学界在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过程中使之具体化，使之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国语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在现实探索中归纳了用以指导政治哲学研究的规律和方法。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强调共同体的成员在公共生活中享有共同的利益，秉持公共利益为人们平等共享的原则。
马克思并不致力于成为学院派的政治哲学家，他在诉求人类解放的“现实的运动”中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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