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为，男，1989年生，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同时担任《求索》、《浙江学刊》等核心期刊外审专家。曾于2013—2014年赴巴黎政治学院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资助项目等。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十数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政治哲学是对人类政治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为人类建构理想社会的实践提供理念和方法。启蒙运动以降，政治哲学更是展现出（qian suo wei you）的现实力量。如果说古典政治哲人，尤其是柏拉图，始终需要面临理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那么启蒙以来的政治哲人则一次又一次地将理论意图转化为现代性的革命和治理实践。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哲学不可避免地忠实于阶级性的元结构。不论自由和正义等概念呈现出何种实体性的符号特征，都无法克服阶级政治的实在属性。因此，基于“消灭哲学”这一前提，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其所指向的政治哲学不仅体现历史科学的理论特征，更提示了直接“介入/改变”阶级性元结构的实践意图。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生成和实践经验为研究对象，依照从理论到实践、从文本到概念、从历史到现实之线索，分析与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方法论界定、实践样态和现实论题等。

　　—— 第1节 《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抽象“在场”》

　　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启蒙时代在今天是一个知识考古学的对象。但是启蒙主义政治哲学的遗产却始终鲜活地存续与发展着。尽管启蒙政治（zui）初的成果——宗教批判在文化多元论的语境下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其核心政治理念依然在当代政治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启蒙政治的基本信条（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等）在政党政治、公共媒体和大众文化中的频繁出场，启蒙政治哲人（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等）在当代政治价值合法性溯源中的神圣地位。但是，当金融扬弃了以工业为核心载体的垄断资本主义，当华尔街和白宫紧密融合在选举游戏为表象的政治统治，维系启蒙政治及其理想的历史条件其实已然旧迹难寻。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大行其道的抽象启蒙政治，既是启蒙政治哲学本身的危机，更是启蒙之历史任务的危机，即如何突破各种“永恒真理”为人类创造新的文明。

　　一、 启蒙政治哲学的“简化”及其当代“出场”

　　今天，绝大多数启蒙时代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已经因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秩序的变化成了仅供研究、不再发挥日常效用的“死物”。这种历史性退场大致有两条路径： 一是历史竞争失败所致的退场，即由于技术和生活范式的变化，使得原先满足人们需求的观点和理论让位于更具现实解释力的观点和理论，例如人们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可能只凭借古典经济学或重农主义思想来分析经济运行状况，又例如已然适应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人们也很难将“敷粉的发辫”的审美观应用于日常的穿着打扮。二是历史功能完成所致的退场，即由于原先停留于理念的设想，通过实现了自身成为新的历史内容，因而不再作为非经验的东西被人们用于开拓历史，例如瓦特的蒸汽机理论在当代显然无法成为动力学研究者的前沿理念，又例如曾经具有革命性的牛顿经典力学在今天不得不作为物理教学的基础知识。但是，就表象而言，启蒙政治哲学却避免了这两种路径的历史退场，在迄今为止的政治行为和意识形态中被不断地重复和“发明”。启蒙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似乎穿越了两个多世纪，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让今人不免产生一种历史错觉，曾经引导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仍活跃于每一天的政治生活当中。尤其在经历了19世纪的无数革命之后，人们不仅已经习惯于将启蒙政治观念作为思想武器，更是将启蒙政治哲学的价值和理想视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天然标准。

　　诚然，在漫长的启蒙时代充斥着各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乃至开明专制——这些政治哲学在观点和方法上都不尽相同，因此很难被归结为一种刻板的教条。但19世纪上半叶的启蒙哲人所做的正是根据自己的哲学体系将“复数”的启蒙主义政治哲学进行抽象和总结。而这些被归结为几个核心理念的“启蒙政治哲学”则被政党政治应用至今。具体而言，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礼崩乐坏”使得晚期启蒙哲人试图辨识庞杂的启蒙政治哲学中的合理部分，试图从中提取出一些永恒真理，以便在未来的启蒙政治实践中能够避免非理性和暴力。在这一被后世教条化的“真理矩阵”中，（zui）为首要的原则就是理性。康德是完成这一抽象工作的代表性哲人。在1784年所写的《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rung?）一文中，康德将启蒙运动定义为“人类脱离受限于自身的未成年状态（Unmundigkeit）”。这种状态被康德所憎恶，并且被认为是具有偶然性的“无理性”状态，指涉某种理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在没有他人引导的情况下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康德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Verstandes）”。当人类一旦进入理性的“成年状态”，个人理性将不再受限于他人之权威，而是完全服从于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则被辨识为启蒙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原则——自由，基于理性的自由。这一原则意味着遏制个人意志的政治、宗教和道德原则的解构（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burgerlicher Freiheit），自然人由此成为能够依据个人理性进行价值判断的自由人或公民。这种“精神自由”（Freiheit des Geistes）会作用于他们的心灵面貌并反作用于政权原则。

　　尽管在卢梭、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著作中理性和自由具有多重标准和客观条件，但后世的政治哲人似乎将这些标准“简化”在了民主政体当中。在极端的情况下，民主政体不仅是启蒙的标准，更成为野蛮和文明的分界线。在前达尔文时代，这种基于政治制度而分殊的“文明野蛮”形态也许会得到一些启蒙哲人朴素的人类学的理解，普鲁士、俄国、印度和中国等有待启蒙的“野蛮民族”会通过孟德斯鸠或布丰的地理决定论得到解释。但在后达尔文时代，改造野蛮和未启蒙的历史状态被启蒙民族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改造的方式则蕴藏于“合理的”殖民体系之中。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认为启蒙是一系列原创思维的核心，这些思维包括了对理解能力、激情和道德判断的系统研究，并（zui）终促成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线索——从野蛮主义向文明的发展。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善于总结这一发展线索的积极意义。如格奥尔格▪皮希特（Georg Picht）认为，启蒙之所以必须作为历史进程来理解和实现，是因为这场蓬蓬勃勃的解放运动发展出了一些“伟大的观念”，世俗世界的秩序就建立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其中包括“人权，权力的分离，宽容，支配自然，依赖科学和技术的政治世界；但（zui）重要的一个伟大思想是全人类实现跨文化、跨宗教的团结”。但是，当曾经（zui）为“野蛮”落后的民族都已经实现了启蒙的标准——民主政体，再以推行启蒙（即民主）为名发动“文明的”战争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捍卫启蒙的任务便转化为将启蒙术语运用于已经抵达历史终点的民主善治。因此，当代被简化、术语化、口号化的启蒙政治观念通常都体现着伟大而无暇，披戴着远甚于两个世纪前的神圣光辉。具体而言，启蒙政治观念的当代出场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绪  论

第1章 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中的理念建构

第1节  理想城邦在何方？

第2节  古典镜像中的卢梭立法观

第3节  卢梭重塑自然的政治教化

第4节 黑格尔法哲学对自然的伦理扬弃

第2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辩证关系

第1节  启蒙与启蒙批判之间的早期文本

第2节  《共产党宣言》对政治的重构

第3节  马克思对启蒙主义教育观的批判

第4节  对政治社会的革命性解读

第5节  哲学革命的戏剧侧面： 布莱希特

第3章  未竟的列宁政治哲学与苏维埃政治实践

第1节  革命主体的辩证生成

第2节  新经济政策的正义维度与制度条件

第3节  辩证法与公共政治在苏联的嬗变

第4章  新旧转承中的毛泽东政治哲学

第1节  从启蒙到革命的现代中国转向

第2节  土地改革中的历史正义实践

第3节  《寻乌调查》中革命政治对宗教的透视

第4节  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命运共同体维度

第5章  法国激进左翼对启蒙的再次“远征”

第1节  黑格尔的“幽灵”

第2节  青年马克思的双重“遗产”

第3节  危机语境下的法国左翼及其“启蒙”事业

第4节  作为嫁接“革命”的法国毛主义实践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指向

第1节  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抽象“在场”

第2节  社会主义需要辩护吗？

第3节  资本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表象与危机症候

第4节  被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所扼杀的生态公正

总  结  “现实支配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