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美学之雅俗精神研究》：
明朝建立以后，以程朱理学面貌出场的儒学被定为官方哲学，故儒家这种“崇古尚雅”的音乐观自然成为官方所倡导的主流、正统观念。朱元璋认为：“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而元朝衰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古乐俱废”，他说：“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故朱元璋就开明代尊崇古乐、崇尚雅正的音乐审美观之先河。朱棣在位时，他发现当时的祭祀音乐“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于是下令更定乐舞，以达到“合祀合享礼乐，一如旧制”．的目的。景泰元年，儒臣刘翔上书朱祁钰：“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另外，宋濂主张学术应该以儒家“六经”为准绳，因为“六经皆心学也。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六经所以笔吾心之理者也”（《六经论》）。而宋濂将《礼记》中的《乐记》看作“六经”之《乐经》，这使得《乐记》成为明代音乐审美观念的圣经。质言之，在明代“以儒为尊”“独尊理学”的意识形态下，“崇古抑今”成为明代前期音乐审美意识的主流。但是，明中叶以后，理学衰退，心学崛起，新兴思潮逐渐动摇了明代官方所推崇的音乐审美意识。王阳明将程朱理学之“理”内化为“心”，强调人伦道德不能求助于外在的“理”而强制推行，倡导一切人伦道德应该成为人心的自觉状态，即“心即理也”“性即理也”。而王学之后学，如泰州学派，则进一步将高高在上的“理”拉回世俗人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他们认为，“理”（“道”）就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寻觅大道。
这种观念体现在美学上可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观之。从空间上看，属于统治阶层的高高在上的审美之“道”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平常百姓的世俗审美趣味；从时间上看，道或理就在“日用”之中，故对道或理不再需要到古圣先贤那里去追寻，而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就可得到。由于后者的刺激，明代中后期的音乐审美意识中便出现了注重当下、近世之乐的潮流，以对抗官方“崇儒尚古”的音乐审美观。李贽以“童心说”为基础，以“情性自然”来反对古法旧制对音乐的限制，故日：“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读律肤说》）袁宏道继李贽之后而推崇“真人”所作之“真声”，因此倡导音乐等艺术创作“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这样才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而“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竽》之类”就是“真人”所作之“真声”。这就体现出袁宏道“是今非古”的音乐审美观。徐渭认为明代前期所遵从的“六经”并非文艺创作应遵循的楷模，即“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所以他提出“谩说矫时励俗，休牵往圣前贤”的审美创作方法。总之，明代心学转向之后，提出“以今斥古”音乐审美观念的李贽、徐渭、袁宏道等人构成了与明代官方审美意识相对立的理论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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