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书/经典自然随笔》：
有人不禁要问，茶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怎么没有日本的茶道？答案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在冈仓天心看来，“蒙古大军的铁骑将中国本土的宋人文化几乎摧毁殆尽，而日本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大军的入侵，使之能在日本的土地上继续发展下去。”在那个年代，强烈的危机感迫使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为宣传东方的价值观奔走呼号，充当东方文明的代言人。
在《茶之书》中，冈仓天心提到，“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茶只不过是一种可口的饮料，与人生理念并无任何关联。国家连绵不断的灾难，已经使他们丧失了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他们慢慢地变成了‘现代人，，换言之，就是变得缺乏朝气，变得更为实际了。”这个例子，与我们当今的很多人颇有相似之处。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为了名利而埋头苦干，甚至连坐下来喝一杯茶水都没有工夫，更不用说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人生。
梁实秋曾写过《喝茶》一文，开篇便说道：我不善品本功之一就是知道如何清扫、做清洁和洗刷，因为清洗和除尘也是茶道中的一门艺术。比如，对一件年代久远的金属古董，就绝对不能像荷兰那些家庭主妇一样擦拭。再比如，花瓶滴落的清水也无须将它抹去，因为它能让人联想到露珠一般的纯净与清爽。
在这方面，有一则利休的故事可以为我们进一步阐明大师对于洁净的理念。有一次，利休之子绍安正在清扫露地，利休本人则在一旁看着。当绍安全部打扫完之后，利休便说“还不够干净”，吩咐他再打扫一次，绍安只好继续。又经过一小时的辛勤努力之后，绍安对利休说：“父亲大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清扫的了，小径已经扫了三遍，石灯笼和树梢上都洒了水，苔藓和地衣泛起了一片新绿，显得生机盎然；地上也已经打扫干净，连一枝一叶找不到了。”利休听了，不禁斥责道：“蠢蛋，露地可不是这么清扫的。”一边说着，一边步入庭园，抱住一棵树干摇将起来。顿时，园子里洒满了金色和深红色的落叶，片片皆如秋日之锦缎！由此可见，利休所欲，并非是徒有清净，更多的则是兼具自然与美感。
茶室有“想象之所”这样的雅号，意味着茶室的结构设计常常是为了满足某一个体的审美要求。茶室是为茶道大师所造，自然要体现茶师的审美理念，而不是相反。茶室的营造并不是为了世代相传，故而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临时处所。人人皆应有自己的住所，这种理念源自于日本大和民族的古老习俗。日本神道教有个迷信的说法，即在屋主人去世之后，每间房子都必须腾空。当然，当时之所以需要这样做，背后也许有一些卫生方面的考虑。此外，还有一项古老的习俗：每对新婚夫妇都应该得到一栋新建的房屋。因为受这些习俗的影响，我们远古时期的国都地址一直在频繁地更换。伊势神富，这座供奉着天照大神的地位最高的神社，每隔20年就要重建一次。这个传统即是日本古代风俗延续至今的一个例证。要遵循这样的传统习俗，就必须采用我们特有的木制构造与营造式样。这样，既便于拆卸，也便于搭建。采用砖石材料的更耐久建筑，对常常迁移的人来说并不可行。实际上，自奈良之后，我们也确实采用了中国人建造更为稳固庞大的木结构建筑，迁都之事从此也就基本上归于停歇了。
然而，到了15世纪，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禅宗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给日本建筑艺术理念注入了更深刻的意蕴。这一点从茶室的变化中便可察觉。基于一切无常的佛教学说，以及以心御物的修行要求，禅宗认为，房屋只不过是人的临时栖身之所。就连我们的身体，也不过如荒野中的一间茅舍而已——用四周的野草捆扎而成的脆弱的庇护之所，终有一天会散落开来，回归于原来的荒芜之中。茶室以茅草为顶，喻指万物短暂易逝；其纤细支柱，暗示着人生之脆弱，竹制的撑架，透露出个体之轻微；平凡的选材则折射出明显的漫不经心，教人无须过分执着于这世界的变化无常。因为只有在这样简朴的环境中，内心那妙不可言的灵光才能发现美感，我们也才能追寻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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