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外语论坛》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哲学研究所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主办并编辑出版的年刊形式的系列学术丛书，每年出版一辑，设置“跨文化语翻译研究”“语言哲学思想研究”、“国外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研究”、“语言文化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及“外语学科管理研究”等栏目，高端理论探索、前沿学科考察和外语应用研究为宗旨，兼顾相关相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研究。主要发表以下研究成果的论文：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意义理论、人类言语行为的哲学阐释、语言认知理论、后现代外语习得与课程观及其作为多元“文本”的理解与研究范式、语言文化中的语言间性与文化间性及跨文化交往行为、作为语言认知形式的翻译活动、外国文学作品文本所承载的民族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现象及其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等等。
中国文化外译模式及其策略研究
本文为2017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跨文化视阈下的翻译传播研究团队”(项目号：202175306200)的部分研究成果。
首都师范大学方红
方红，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摘要：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 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的外译及其对外传播情况也愈发受到关注。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与载体，直接决定了其在异域文化中的定位及影响力。本文重新审视了文化外译视角下的翻译内涵，并结合阐释理论的翻译步骤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外译模式及其策略影响，以此审视中国文化外译的现状并积极推进中国文化的域外接受效度。
关键词：中国文化外译译介模式翻译策略翻译影响
一引言
文化观念与价值的传播和认可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中国文化外译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诉求，也是中国国力日渐强大的自我规划。中国政府在译介中国文化方面一直付出不小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熊猫丛书”及至后来的“大中华文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等以及最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使得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传播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中国文化译介作品在西方的接受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从受众范围到接受程度都不尽人意。正是基于此现状，本文拟重新考量中国文化外译的译介模式及其接受策略，并结合阐释理论的翻译步骤探讨中西社会文化语境背景下积极有效的文化传播模式。
二文化外译视角下的翻译再定义
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也是文化间的互动交流，有其深刻的社会性。在当前中国文化外译的大背景下，翻译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只重视如何忠实地转换原文等“译”的问题，而忽视译本的接受、传播和影响等“介”的问题，译本很难真正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从而实现文化间的有效交流(鲍晓英2015:79)
鲍晓英：《译介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外译观》，《外语研究》，2015，(5)：78-83.
。中国文化外译绝不是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而要从根本上了解文化外译的本源和规律。
正如谢天振(2016：10)
谢天振：《从文化外译的视角看翻译的重新定义》，《东方翻译》，2016，(4)：9-11.
所说，“忠实”不是我们从事文化外译时的唯一原则、唯一考量，还必须把接受语境中的诸多因素，包括传播、接受和影响的效果等纳入考量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外译的目标文化需求及接受度才真正衡量并影响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这也应该是文化外译的缘起及归结。而另一方面，文化译介多遵循从占据主流地位的强势文化进入弱势文化民族和国家这一规律，这就决定了文化译介过程中势必存在阶段性的不对等。“译介与传播活动的基本事实、客观规律以及中西文化接受的不平衡都告诉我们，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必然凸显出无法避免的阶段性特征，一蹴而就的接受并不现实”
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2016，(2)：70-77.
(刘云虹、许钧2016：76)。
因此，文化外译既不是单纯地原汁原味翻译中国文化以强势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也不是曲意迎合目标读者大肆删改文化内容以博得虚假认同感，而应该通过文化译介培育起异域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爱好，从而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有着全面、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文化外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柔性渗入。
三文化外译模式及其策略影响
(一)文化外译的阐释与分析
阐释派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2001)提出翻译过程即阐释运作，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
Steiner, George. 200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信任”是翻译传播的前提，即相信原文有价值且能够被理解；“侵入”是理解原文时自有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吸收”是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被移植到译入语中；“补偿”则是译者为恢复之前打破的平衡而作的努力，以达到理想的翻译。中国文化外译在根本上就是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的过程，这一过程超越了语言的层面，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也是中国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历史观照。
在中国文化外译的历史进程中，翻译无疑是重要的一环，然而，翻译不是起点，也并非终点
黄荍笛：《论中华文化外译的策略与途径》，《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2015，(5)：42-47.
(黄荍笛2015:44)。从阐释学视角来看，中国文化外译的四个环节揭示了其中值得思考的诸多问题：“信任”涉及到译作的选择，即翻译行为的发起及组织；“侵入”涉及到翻译原则的制定及译作的定位；“吸收”涉及到翻译策略的选择及调适；“补偿”则涉及到译者调适与目标读者的接受。也就是说，谁来组织？谁来翻译？翻译什么？怎么翻译？谁来阅读？反应如何？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外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有考虑并全面反思这些问题，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走进外国文化体系。
当然，如果把文化外译视为侵入，那么这种文化侵入无疑应该是柔性的，而非刚性的一厢情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外译应实行“内外有别”的方针，以适应不同的接受主体，还需重视语境差异，力争消除语境制约。纽马克(Peter New Mark)曾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理论和基本词义”
Newmark, Peter.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Newmark 2001)。总之，中国文化外译应通晓“柔者长存”的道理，从接受主体、接受语境及接受渠道出发，有礼有节地介绍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点，减少误解与对抗，以“柔性侵入”
许明武、梁林歆：《柔性侵入：文化外译接受策略研究》，《语言与翻译》2015年第1期，第58—63页。
的方式规划文化外译的策略与进程。
(二)文化外译模式
中国文化外译要认识到“译入”、“译出”模式的差异，对于“译入”、“译出”模式的区分和规划对于中国文化外译的效果及影响具有深刻的意义。“译入”模式是由外语译入母语，这是比较自然的方向，也称顺向翻译；而“译出”模式则是有母语译入外语，即逆向翻译。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翻译活动都是以“译入”为主，又由于我们在译介国外文化著作、社科经典时具有强烈的内在需求，所以慢慢形成了“原文至上”的翻译理念。在中国文化外译过程中，内在的民族认同感与使命感使得中国译者也往往以“译入”模式对待中国文化的译出，即最大程度忠实传递原文的信息。这就产生了中国译者的忠实译作在国外接受度不高、而西方译者“连译带改”的“不实翻译”倒更受认可的局面。
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西方国家对于外来文学文化并无迫切、强烈的内在需求，这与我们译介外国文学文化作品的初衷截然不同，西方国家读者及整个主流文化对于外来的文化译作更多只是为了了解，而非借鉴、吸纳。在这种情况下，以“译入”模式忠实地呈现文化外译作品然后让其“走出去”无疑会让目标读者由于明显的文化差异或冲突失去阅读兴趣甚至排斥。当然，“译入”、“译出”模式有其视角的限定，从西方国家视角看，如果能主动摄取中国文化而组织译介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此时采取“译入”模式也是最合适的，但目前中国文化外译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译出”，尤其是国家组织的以中国译者为主或中外译者合作完成的译介模式。这种“译出”模式与我们引介西方文化的“译入”模式是不同的，反而应参考西方国家译介异域文化的“译入”模式，更多考虑对译作的预设定位及其阅读期待，再来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外译的“译出”模式应将“传播”置于“翻译”之前，先从西方社会视角明确译介的目的并考虑可传播接受程度，再实施并调整具体的翻译过程，“一言以蔽之，假如想得到目标文化接受，就得按照目标文化的状况来制定翻译策略”
张南峰：《文化输出与文化自省》，《中国翻译》2015年第4期，第88—93页。
(张南峰2015:89)。尤其在当前中国文化意欲进入强势的异域文化体系之初，“我们需要尽量多考虑外国读者的阅读感受，首先尽力让他们对作品中的文化元素产生兴趣，觉得作品新鲜有趣，产生阅读意愿，然后再清晰地解释并展示这些元素，促使读者接受和认同作品”
周晓梅：《试论中国文学外译中的认同焦虑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年第3期，第12—19页。
(周晓梅2017:18)。
中国文化“译出”模式应充分考虑到如下重要环节：翻译发起，翻译主体，翻译内容，翻译策略，译介途径，受众对象及接受效果。中国文化外译是由中国政府组织发起的，整合了充备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投入其中，具有一定的规划性和系统性。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文化外译不可避免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及翻译政策的影响和限制，“译介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源语规范，而不是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接受便理所当然”
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郑晔2012：iv)。中国文化外译的翻译主体最好由中外译者合作担当，这样才能既最大程度保留体现作品价值的原作个性，又同时顾及接受语境及读者的审美品位。目前来看，国外汉学家及翻译家应该是文化外译的主体，当然也必须要有中国译者参与其中，政府也应鼓励中外译者的合作，并适当建立文化外译的基地及译者库。翻译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的选择甚至重于翻译本身。目前中国文化外译不应贪大求全，正如谢天振(2014:7)所说，中国文化外译必须注意“作品本身的可译性”，即要注意作品风格、创作特征、特有的“滋味”是否具有可传递性以及在译入语中的接受性，要优先挑选那些具有较好的可译性，容易被译入语读者接受的作品进行译介。比如白居易、寒山的诗外译很多，传播也很广，而李商隐诗的外译和传播很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前两者的诗浅显直白，易于译介，而莫言作品之所以有较好的接受度，得益于作品本身的可译性，以及作品兼具的普世性价值和民族文化特色。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1—10页。
中国文化外译不可能是逐字逐句翻译，“改写”、“删减”、“调整”都是必要的翻译策略，正是葛浩文“连改带译”的翻译策略才成就了莫言作品的认可与接受。就译介途径而言，中外出版社仍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要渠道，其中应引入市场规律自动淘汰不合格的译者和译本。外国的文学机构及出版社更了解潜在读者群，制定有利于推广的出版策略，因此，应鼓励中国文化外译机构及国内出版机构与国外出版社合作推广文化外译作品，这也利于国内外学者基于文化外译目的及读者反应及时切磋翻译过程中的问题。此外，还应拓展更广泛的译介途径，如借用西方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宣传、加强与图书出版发行专业期刊的联系、出口根据文学作品拍摄的影视作品、建立译介受众反馈机制等。中国文化外译的受众对象及其接受反应离不开对译介规律及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的考量，中国文化外译尚处在起步阶段，强势推销自己的文化甚至想要掌控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应正视中外文化落差和接受环境的现实，分步骤培养异域接受者，扩大不同层次国外受众面，应该既要重视学术圈“专业人士”，同时要将主要受众群体定位为西方普通大众。
总之，中国文化外译的“译出”模式总体上强调译入语文化及读者的接受和认同，这是基于中国文化外译目前所处的阶段考虑的，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广泛了解，中国文化外译模式可做适度调整，从而循序渐进地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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