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我与肯尼迪总统
——1994年1月演讲于“审视者俱乐部”
此文的标题，是从精明的酒保杜利先生（Mr. Dooley）那里借来的。当时，老罗斯福总统正在写一部关于美西战争的书，杜利先生说书名可取为“我与古巴”。书的开篇是这样一句致敬：
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是跟随我上圣胡安山的那个黑人中士。
历史给了我一个更普通的角色：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专家。大约有一年时间，从1959年末到1961年1月总统就职，我称得上是候选人肯尼迪和总统当选人肯尼迪的主要经济顾问。跟摩西一样，我也没得到进入肯尼迪任期的应许之地的机会。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会理解我的短暂名人季。
我这个干净利落的数理经济学家，怎么加入了那个奇异的连队？那样的一个数理经济学家，又如何能写出一部被译成40多种语言的经久不衰的畅销教科书？老罗斯福总统一定会说：“呸！那算什么？美国人随便哪个能人都能做到。”让我自己来讲一讲，美国史上那一段有趣的时期，一段在世人记忆中逐渐淡忘的时期。
小罗斯福总统曾是——现在仍是——我的英雄。我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尚未掺水时，就开始研究经济学。也就是说，华尔街的兴旺发达，我记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1925—1926年佛罗里达的土地泡沫，我“躬逢其盛”，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我目睹股市大崩盘，在我所处的中西部一隅，银行全倒闭了。
那时我自然是民主党阵营的经济学家。其实也没有其他类别。我记得，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与艾森豪威尔的总统选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马歇尔将军遭到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恶毒攻击的时候，拒绝出手保护，这让马克斯·米利肯和迪克·比斯尔这样的经济学家理想破灭，退出了共和党阵营。我劝道：“马克斯，还是回去吧。民主党这边不需要你。共和党执政后，将极度需要能干的经济学家。”一切都枉然。当时连六岁的儿童都会说：“我们支持谁啊，爹地？所有小朋友都支持艾森豪威尔。”我就知道这回玩完了。像阿德莱那样能让我这号人喜欢的人，显然不会赢得美国选民的大多数。果真如此。除了阿瑟·伯恩斯——众人皆知他不是好人——共和党的内场阵容都不是很有竞争力。在人们的记忆里，艾森豪威尔任期里的日子是不错的，正如他们印象中柯立芝总统的任期一样。从这可以看出，不研究经济的外行人对经济史有多么无知。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两届任期内经历了三次衰退。这我是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读到的。
▌欣然授业
我不该离题。不成功的候选人有的是时间。在纽约律师汤姆·芬勒特（Tom Finletter）的安排下，阿德莱和纽约州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接受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辅导。那是在1955年前后。推荐我的人，可能是阿尔文·汉森、西摩·哈里斯或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我读本科时，曾指导芝加哥的橄榄球队如何保持够格的水准，我有兴趣做任何事情。我必须再三让阿德莱·史蒂文森放心，让他相信赤字支出在经济衰退时，其实是件好事。对我而言，那是一种特别的经历。埃夫里尔的智商不在阿德莱之上，但他的自信指数明显较高。
就像他们在法庭上说的那样，我现在可以和肯尼迪联系上了。1956年，因史蒂文森竞选失败，参议员基福弗（Kefauver）从参议员肯尼迪那儿，窃走了竞选副总统的特权。那时，老肯尼迪（Joe Kennedy）的目标，是让约翰·F.肯尼迪去竞选最高职位。特德·索伦森（Ted Sorenson）和约翰·F.肯尼迪或许不相信，每个候选人都需要一名经济学家。他们对经济学家的看法大概和路易斯·豪（Louis Howe）差不多。1932年，利昂·亨德森（Leon Henderson）报到，担任美国的总统竞选班子里，有史以来的首位经济学家。豪是忠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中尉，豪据说对亨德森说过这样的话：“利昂，看看我西装袖子上的纽扣。它们一文不值，但大家都说我必须有这些纽扣。在我看来，竞选班子里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角色。”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参议员肯尼迪想要有个经济智囊团，这样就算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也有备无患。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成了他的汤姆·芬勒特，而我离他只有10美分电话费的距离。
▌单纯的诱惑
但我愿意吗？肯·加尔布雷思发现了一个准则，可以标在肯尼迪的乐队花车上。政客们——加尔布雷思在某处读到——应该支持本州的政治宠儿。我记得MIT的荣休校长杰里·威斯纳（Jerry Wiesner）也被聘来，给科学事业和冷战时期的军事战略出谋划策。
不过，当时我支持的还是阿德莱。我知道老肯尼迪是个妥协求全的偏见分子。［我要讲个学校的故事。哈佛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第一次大规模的资金募集运动时，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给校友老肯尼迪的邮件上说：“乔，我们全靠你了。”据说他收到回邮：“你不会从我这得到一个子儿。如果你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邦迪院长愿意为耶鲁或哈佛做任何事，于是他真的登门造访。据说他听到的，是这样的答复：“我是唯一一个担任过美国驻英大使，又没有获得过荣誉学位的哈佛校友。那是因为哈佛反天主教，而如果我让你从我这儿拿到钱，我会下地狱。”邦迪知道——但不能说出来——不是老肯尼迪的宗教观反对他，而是因为另一件事：哈佛董事会那些国际主义者，如格伦维尔·克拉克（Grenville Clark），坚决反对他这样一个向希特勒妥协的人。］
在我心目中，此事似乎还有更深层的关联过错。我回想起，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与麦卡锡的党羽［如科恩（Cohn）和沙因（Schine）］有某种关联，这么说或许并非不公平。在麦卡锡的猎巫时期，约翰·F.肯尼迪本人的角色，确实不会在他那部传纪作品《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里占去一章。虽然约翰·F.肯尼迪取代吉姆·柯利（Jim Curley）［柯利挤走了书呆子汤姆·埃利奥特（Tom Eliot）］后，曾是我居住的剑桥—贝尔蒙特地区的国会议员，但我只模糊地知道他的立场。20世纪40、 50年代，我多次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想象一下，当我听说参议员肯尼迪当时也在场时，我有多惊讶，因为我根本不记得在哪次会议上看到过他。
当时，关于肯尼迪的热情支持者的一个主要疑问（或许也是主要障碍）是：一个天主教徒，如何能登上美国总统宝座？这在三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通常，偏见是普通民众的特权，学界的知识阶层无此特权。但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跟任何阶层一样愚昧。
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但这句嘲讽不无道理：反天主教这件事，就相当于是学术界的反犹主义。天主教大学的强项，是法学院和神学院。但总的来说，在那个时期，天主教的机构和研究者，在艺术、自然科学、工程等学科，是比较单薄的。然而，要紧的并非数量。在经济学界，反而应该是物以稀为贵。
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认为，教会领导层在政界的势力，大得与信徒规模不相称。虽然毫无疑问还是少数派，他们仍坚持各个宗派都须具有特权。然而，如果像爱尔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的魁北克那样，教会在政界处于多数派，那上帝的律法将压过人造的宪法。批评天主教的人都这么说。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那是红衣主教奥康奈尔时代的美好时光），任何来到波士顿的中西部人都会感受到当地教会掌权者的存在和权力。在教皇约翰和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这些事读起来全都像是盖棺定论的古代史。肯尼迪的当选让大家看到，原来被认为是问题的事情，其实根本不是问题。我们在史书里读过，神体一位论主义（Unitarian）的塔夫脱总统，必须克服说下面这种话的人的阻力：“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人，怎么可以睡在白宫？”还有，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讨论节育问题，这也帮了肯尼迪竞选的忙。他说那个问题属于卧室，不属于政治舞台。我记忆所及，肯尼迪从未对节育的合法性发表过意见。他在新教的西弗吉尼亚州，战胜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后，天主教的议题就烟消云散了。同样地，离婚男人不能入主白宫的教条，也在罗纳德·里根魅力四射的竞选演说阳光下烟消云散了。
我细述这项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因为我当时或现在是个什么人物，也不是因为我的这些废话特别有趣或有影响力，而是因为，作为一个自由派，我对肯尼迪越来越有热情的过程，也正是数百万民主党人内心的共识。
但我把故事讲得太快了一点。受邀去波士顿与肯尼迪团队会面时，我坦率地说：“我不是你的支持者。我支持阿德莱·史蒂文森。”史蒂文森已是第三次竞选，像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那样德高望重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肯尼迪和索伦森消除了我的防御心：“该死，我们不是要你的选票。如果你认为你的专业建议对国家有利，难道你不想拿出来，跟一个有机会担任总统的人分享吗？”
我还能说什么？我在白宫对面的布鲁金斯学会，出席学术研讨会时，讲过一模一样的道理。这项研讨会，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召集的。我后来对尼克松和福特的班子，也讲了同样的道理。感谢我的祖国和世界，让我有机会分享不凡的大脑和宝贵的研究教育给我的智慧。在给希特勒或成吉思汗提供建议时，我还划得出界线吗？那样的关键时刻，从未出现在我身上。后来我能够在国会听证会的天字第一号讲坛上，指责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胡言乱语。买我所给的忠告，每分钱都值得。
因此，忠诚的问题就被搁置了。我自愿承担半匿名的职责，做一个无偿的枪手。后来我不知不觉地成为肯尼迪的信徒。是的，他父亲可以说是个混蛋。但我能察觉到，老肯尼迪对决策没有实际的影响力。我从来无从了解肯尼迪的内心和情绪。但观察这个黑匣子的外观，我倾向于得出判断：无论好坏，肯尼迪的政治前途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是同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说点题外话。后来，当特迪·肯尼迪（Teddy Kennedy）坚持竞选1962年的参议员时——他的哥哥杰克（Jack）已于1958年赢得——我是马萨诸塞州支持他的六名学者之一。没错，当时他才30岁，能够竞选是靠家族的影响力。英国的小皮特（Pitt the Younger）也并非因为漂亮的蓝眼睛或超高智商，才在23岁的年纪成为首相。是的，就这几兄弟而言，特迪似乎比不上鲍比（Bobby）聪明，而鲍比又比不上杰克聪明。而他后来的表现，也不如另两位有人情味。1962年时，菜单上的选项是小麦考密克（Junior McCormick）、劳伦斯·柯蒂斯（Lawrence Curtis）和学术界的美男子斯图尔特·休斯（Stuart Hughes）。我推断，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会是比中位数更好的参议员。跟我认为的一样，他在过去三十年里既一流又有效。我对他的私生活了解不多。在肯尼迪的白宫岁月里，我和总统的接触都在总统办公室。肯·加尔布雷这样的人，会出现在白宫的家属楼，与肯尼迪总统的夫人私聊艺术品的经济学。那不是我擅长的事，坦率地说，这正合我意。
▌亲历历史
在公开讨论我的回忆时，我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即将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的经济问题。让我说一下自己对当时的几点判断，这些都是我随时可献给任何总统候选人的珠玑。
与外国相比，特别是与我们那些展现出了奇迹般冲刺的昔日敌手（德国、日本，甚至意大利）相比，美国的实际增长较弱。确实，相较于我们的长期表现和两次大战间的历史，在这个凯恩斯之后的时代，我们做得很好。但相较于全世界范围的显著增长，占世界人口5.5%的美国，总产出的份额从1945年的40%多，降低到35%，还表现出跌破30%的趋势。（今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的22%。）
滞胀是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抬头的新弊病。它指的是在现代的混合经济体中，既面临太多失业，同时又有通胀危险的现象。针对这两项风险中的任一个，经济学家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我们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手段，刺激就业和生产，反之，为减少通胀过热，我们拧小宏观经济的一两个龙头。但滞胀造成的困难恰恰是：无论你如何改善滞胀“滞”的部分，都会恶化它“涨”的方面；反之亦然，当你采取行动来控制加速的通胀时，你会加重失业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晚年，觉得自己是共和党人而非民主党人。他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曾努力对付过通胀。但运气欠佳，他在1953—1960年间，给美国造成三次衰退。我可以替肯尼迪—索伦森确认，8年的共和党紧缩政策后，经济气候有利于民主党东山再起。“让国家重新动起来”，肯尼迪这个目标不是我想出来的。连律师都能想得出这样的口号。社会对这个口号反响强烈。
我确实有一个私人的异端邪说。20世纪50年代末首次访日后，我确信日元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嘘，小声点说，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那是以昔日美好时光的金本位为范本），美元比以往更有价值。在这一点上，多数主流经济学家不同意我的见解。传记作家会记下这样的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些少数派的正确。所以，你们听我讲这些话时，请捂牢自己的钱包。
勇敢大胆的社会思想家，希望创造“工资—价格指南”，作为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补充，以突破滞胀的束缚。二战期间，直至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个办法都起到了良好作用。英国的贝弗里奇勋爵和哈佛的阿尔文·汉森已警告过：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或许需要对商品价格和工人工资进行管制方能实现。
我的一些老朋友——如沃尔特·罗斯托（我认为还有肯·加尔布雷思）——敦促民主党人采用新型的工资—价格指南。我们避免称之为工资价格管制。肯尼迪任期伟大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三重唱——明尼苏达大学的沃尔特·赫勒、耶鲁大学的吉姆·托宾、威廉姆斯学院的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直到1961年总统就职日才出场——将在日后启动并监管庞大的工资—价格指导计划。
我必须承认，我一直持怀疑态度。说实在的，这个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古罗马政治家，相传身为独裁官却仍在田地里干活。——编者著）愿意离开他在MIT的田地，也许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个人信念：
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不能让她的经济命运，交由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思那样的大格局思考者来决定。像我这种周期性宏观经济学的小格局发烧友，必须参与政策协商。
这是虚荣。在吹嘘君王之前，我们先会吹嘘自己。后一个任务实现起来还要容易些！
每个潜在的获胜者周围，都有一群跃跃欲试的志愿者。我只不过是许多自封的肯尼迪经济顾问中的一个。在《圣经》中，有许多人被召唤，但少有人被选中。在实际政治中，许多人挺身而出，但没几个真正算数。没有人会坦诚地说：“欢迎你的支持。但实际上，你只不过是大歌剧演出中，一个持矛的龙套而已。”就在此时此刻，也许就有十多位新英格兰的英雄好汉，在讲述他们如何策划了肯尼迪的行动方略。我认识几十号人，他们都自认为是肯尼迪当选的关键人物。没有必要去戳穿别人的幻觉。
乐观主义者或许会说，君王身边的幕僚，能够反映君王的品性，而悲观主义者则担心，也许真的如此。不是我有说服力的话语，使肯尼迪转而相信我的观点，而是他有冷静的智力，不相信空想妄语。
有个例子：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原本进入了国务院一个高层顾问职位的最终备选名单内。但他运气不佳，与一个对健谈的乐观主义者不感冒的候选人，搭乘同一架飞机飞行两个小时。
还有更多例子，可说明肯尼迪的知识分子气质。第一个故事，是1962年前后我从本·刘易斯（Ben Lewis，欧柏林学院受人喜爱的经济学家）那儿听来的。在总统竞选开始前，刘易斯的女儿在肯尼迪的参议院工作。她被解雇了。肯尼迪把她叫来说：“你对我们一直很重要。我非常乐意把你留下来。但你和索伦森相处不很融洽。道理很简单，我需要索伦森甚于需要你。”解雇人必然没有优雅的方式。但这种坦率的解释——无法想象油腔滑调的理查德·尼克松能这么做——消除了针对个人的伤害。索伦森更重要，但两者合不来。
在我个人的经历里，我不断在敦促参议员、候选人、总统当选人和（从远处敦促）总统做这做那。我小心翼翼，不言过其实，因为谁曾误判未来，让他陷入困境，这些事肯尼迪令人惊讶地记得清清楚楚。在索伦森的帮助下，他会记下每个顾问的得分。多半时候，他会说：“不，我们不做这个和那个。我们还没得到选票。”或者，“为了得到选票，我们要投入过多资金。”当我提出，哪怕有可能会输，有些体面的仗还是值得一打时，他常提醒我：“那是虚荣，教授。你觉得正当，但那会断送整个事业。”
他的心智风格，还有一个特征。他读书一目十行。我敢说，在三流的法学院，尼克松总统可以当个更好的教授，但肯尼迪在决策上比尼克松要高出一筹。具体来说，如果有人为了强调，而去重复一开始就不受欢迎的论点，那会令人厌烦。他会说：“你只是在重复一开始我就明白的意思。这不会增加你的论据的分量。”你听了会很泄气。确实如此，我也学会了避免再犯鲍尔斯的错误。
当我说，每个理性的君王顾问，都必须学会言过其实，我是在透露这个行当的秘密。君主跟选民一样，也需要稍加哄骗，才肯依需要行事。若有人问你：“如果在1962年之前我没有减税，你敢保证失业率会升到10%，贫民区的街道上会血流成河吗？”那你必须把这些话吞下去，再决定是否把它编成动人的故事。但如果你做过了头，那你这个肯尼迪顾问就摊上大事了。鲍勃·鲁萨（Bob Roosa，他上个月去世了），财政部负责对外经贸的副部长，在很大程度是我推荐的。（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回头再完整地来讲这个故事。）但在一定程度上那也是我的错。鲁萨甩开了经济顾问委员会那些优秀的牛仔（我跟那些人亲如兄弟），而与华尔街和苏黎世的那些土著眉来眼去。由于种种我未曾预料、也从未理解的微妙人际关系，总统不太喜欢鲁萨。他常说：“说我们不能降低利率，以免外国投资者撤资的这个鲁萨，是不是就是去年说国际收支余额会在这个时间之前恢复平衡的那个家伙？下次你们去巴黎，带他到妓院放松放松。”我的记忆力，对于一个78岁的老人来说是极好的，但我提醒各位，对这故事中诗意发挥的部分不要全信。即使字面上不完全真实，它也是个好故事，反映了实际的气氛。
……
展开
“当代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贡献蕞大的一位。”
——诺贝尔奖委员会
“他是经济学界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他是经济学巨匠。”
——本·伯南克，美联储前主席
“每一位当代经济学家都站在他的巨人之肩上。”
——詹姆斯·波特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
“他改变了他触碰的一切。”
——苏珊·霍克菲尔德，MIT前校长
“20世纪学院经济学家第一人。”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