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1923－1949）》：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发动“古史辨”，大刀阔斧地摧毁旧古史系统，所凭借的方法主要是受胡适启发所得的“历史演进方法”。这一方法能够发挥效力的重要原因，是其背后依托着历史进化观念，即历史现象遵循一定的进化层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特点。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叙述审定史料之法时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大凡思想进化有一定的次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即有那个时代的思想。①正因相信文字、文体、思想存在进化的次序，他们才会梳理其“历史演进”系统，进而就其“反常”处，展开考据辨伪。
就顾颉刚而言，不仅其以“层累”说为核心的古史考辨遵循着“历史演进”的观念，他还将之应用于民俗研究，写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经典著作，流风所及，更被称为“历史的民俗学派的开创者”。②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在古史学与民俗学领域开疆拓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历史演进”的观念和方法。但到30年代，胡适在关于《老子》年代问题的争论中，却亲自披挂上阵，质疑了历史演进方法的有效性。
胡适和顾颉刚关于《老子》年代问题的争论，前文已有分析，下面再略述当时学界争论情况，作为考察顾颉刚辨伪视角调整的背景。老子其人其书年代问题，本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公案。20世纪争论再起，缘于梁启超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将老子置于首位，认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③随后，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纷纷站到梁启超一边，主张“晚出”说。④胡适则“完全处于孤立的被包围状态，当时最优秀也最活跃的学者……全都起来反驳他的观点。梁文未平，钱文又起，钱文未平，而顾颉刚又起”。①于是，1933年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予以回应。
就当时情况而言，学者无论主张“晚出”还是“早出”，实际都无法提供比对方更为直接有力的新证据。所以，胡适的回应避开了正面论证自己的主张，他是通过批评对方考据方法的“危险性”，以削弱对方“证据的价值”的方式，维护其“早出”主张。由于“晚出”论者的考据方法，几乎都集中在上述《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文字、文体、思想系统诸方面，所以，胡适便起而否定了自己早前的方法主张。他提出利用文字、文体、思想系统等考证《老子》年代的做法，不能免除论者“主观的成见”。因为思想的演变并不必然遵循着从“幼稚”到“高明”的进程，同一种观念、信仰，可以出现在不同时代，所以，“思想线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试图为思想演变建构出一条严整的时代线索，是不可靠的，而试图利用《老子》书中某一种观念在这条线索中的有无来判断《老子》成书年代，就更不可靠；至于文字、文体、术语等，同样不具有整齐划一的时代性，既不易确定其起于何时，更不易知晓其演变的全部历史，所以，利用文字、文体的时代特征考证《老子》年代，同样不可靠。②总之，胡适批评“晚出”论者的具体问题虽多，但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梳理思想、文字、文体等“历史演进”系统的方法夹杂了论者的主观立场，因而其提供的证据缺乏客观性。所以，胡适在文末提出，除非“晚出”论者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否则，《老子》年代问题，只能“展缓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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