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检，男，1975年生，湖南永州人，管理学博士，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府应急管理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项，其他厅局级项目6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省级以上课题12项；在《湘潭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市优秀社科成果奖等科研奖励。
　　
　　熊先兰，女，1981年生，湖南常德人，管理学博士，湘潭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府应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管理等研究。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在《软科学》《情报科学》等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篇，参编教材3部。

　　《大数据背景下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研究》重点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问题。通过系统的研究分析，该书得出结论，必须从根本的体制、机制、平台、制度和文化建设上着手，大力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体制、系统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加快打造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治理制度、培育践行跨部门协同治理文化。该书还提出以“整体性”“共享性”“智能化”和“关联性”大数据思维为代领，创新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体制、机制、平台、制度和文化的一系列实践对策。

　　《大数据背景下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研究》：
　　由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是大数据背景下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的必然要求与基本趋势。大数据背景下，“自媒体”的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的爆炸式增长，重新定义了城市应急多元主体角色，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危机治理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突出，也使得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数据源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元和复杂。信息传递不再受传统决策权力核心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再依赖“金字塔式”的层层汇集、逐级收敛的方式和严格的流程，而是同时具有自下而上、多点分散的传播路径。①个体的实时参与和信息的多向传播大大缩短了危机治理结构中的权力距离，使多元主体能够同处一个结构层面，为权力结构的扁平化甚至水平化奠定基础。②社会主体合理的分权，使得党政直线权力关系得到一定调整，多边权力相互有效制衡结构得到复归。推崇数据价值、重视信息技术，是对传统以权力为介质的应急模式的极大超越。③
　　面对日益复杂多变、利益多元的社会治理环境，快速捕获有效信息并及时处理海量数据，是指挥链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决策者克服传统权威治理模式弊端的重要保证。新的形势下，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要求变革传统权威治理的思维定式，打破官僚制下的管制模式。城市应急管理者应该更加重视发挥数据／信息在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优化不同治理主体的数据／信息的互动关系，改变当前应急体制中权力与数据／信息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最终建立以数据／信息为支撑的现代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体系，克服传统权威治理带来的信息滞后和效率低下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城市应急管理者要有效掌握信息收集、数据存储、分析与处理技术，将大数据技术系统地运用到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的预测预防、监测监控、预警响应、决策处置、善后恢复等各环节。
　　四 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
　　“依靠直觉与经验进行决策的优势急剧下降，在政治领域、商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等，大数据决策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是《时代》杂志对于当今时代决策方式的总体判断。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推崇数据收集、注重定量分析的精确管理不同的思维和模式，凡事决策倾向于从直觉和经验出发，领导“拍脑袋”敲定重大决策成为常态。这种凭领导者个人的直觉和经验作出的判断属于经验决策。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不够发达，决策者常常不能获得足够的数据支持，就算仅有的、微不足道的数据也很难确保其可靠性与真实性，这样一来，直觉与经验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选择的方式。客观地讲，经验决策对个人还是组织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某些时候对于提高决策效率必不可少，而且目标越明确、环境越确定，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越强，经验决策就越是有效。①然而，随着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多样性、复杂性、综合性日益增强，短时间内、高压力情景下，对于应急管理者特别是高层决策者来说，经验决策作用不仅有限，而且可能有害，甚至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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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 选题背景
二 选题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三 简要述评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可能的创新点
一 研究内容
二 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章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 大数据背景
二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
三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
第二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系统构成
一 组织架构要素
二 流程运行要素
三 资源保障要素
四 激励问责要素
五 政策法规要素
第三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 危机管理理论
二 集体行动理论
三 资源依赖理论
四 整体政府理论
第四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现实意义
一 治理城市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需要
二 破除部门应急管理碎片化的需要
三 化解应急部门间治理冲突的需要

第二章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新特征与治理现状分析
第一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新特征
一 人口高度聚集与频繁流动，公共安全风险增加
二 资源盲目开发与生态失衡，各类灾害事件频现
三 财富急剧增长与分配不均，群体事件易发多发
四 网络飞速发展与网民活跃，社会舆情事件激增
第二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的复杂性
一 隐蔽性更大，排查监测困难
二 扩散性更多，波及范围更广
三 关联性更高，次生灾害加剧
四 互动性更强，推动事件升级
五 破坏性更久，消除时间延长
第三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成效
一 协同治理意愿逐渐增强
二 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创新
三 协调治理机制持续优化
四 城市应急平台初步运行

第三章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困境与大数据诉求
第一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主要困境
一 部门分割严重，应急协作受阻
二 部门利益至上，应急协同乏力
三 部门信任不足，彼此沟通有限
四 信息共享不畅，部门应急迟缓
五 协调权威不足，部门联动困难
第二节 大数据为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带来的机遇
一 大数据使得应急数据来源多样化
二 大数据实现应急数据处理高效化
三 大数据促进城市风险预测科学化
四 大数据推动城市应急管理精准化
第三节 大数据给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带来的冲击
一 大数据对治理思维的冲击
二 大数据对治理结构的冲击
三 大数据对治理内容的冲击
四 大数据对治理手段的冲击
五 大数据对治理范式的冲击
第四节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治理呈现的新趋势
一 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转变
二 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
三 由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
四 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
五 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转变

第四章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典型案例与启示
第一节 国外典型案例
一 “4·15”波士顿爆炸案：众包协作的侦破方式
二 “3·11”东日本大地震：高度关联的通信系统
三 2011年汉堡H4大肠杆菌疫情：全程溯源的管理机制
四 “2·21”迪拜火炬塔火灾事件：智能联动的防控体系
第二节 典型案例的启示
一 把牢数据规范切入点，加强部门信息大联动
二 突出数据联通支撑点，构建城市应急大平台
三 找准数据共享着力点，做好部门统筹大文章
四 扭住数据处理关节点，推动部门应急大合作
五 抓实数据应用落脚点，强化社会参与大协作

第五章 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大数据思维
第一节 整体性思维
一 切实增进科学的价值认同
二 致力强化共同的目标愿景
三 注重增强权威的应急统筹
四 推动形成一致的利益取向
五 积极构建伙伴型协作关系
第二节 共享性思维
一 多元采集应急数据
二 充分共享应急信息
三 全面共享应急资源
四 适度开放应急数据
五 协同引导社会舆情
第三节 智能化思维
一 自动摸排城市风险
二 实时监测城市隐患
三 精准推送预警信息
四 高效开展智能决策
五 系统优化灾损评估
第四节 关联性思维
一 加强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知识管理
二 强化城市重大突发事件事前预测
三 着力城市应急数据关联应用
四 加快重要产品溯源体系建设

第六章 大数据时代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大力完善协同治理体制
一 统筹布局城市应急大数据计划
二 整体优化城市应急部门的职能
三 科学设计跨部门应急组织体系
四 健全应急协同的考核问责体系
第二节 系统构建协同治理机制
一 构建联防联控的预防准备机制
二 构建互联互通的监测预警机制
三 构建联动联治的决策处置机制
四 构建共通共融的恢复重建机制
第三节 加快打造协同治理平台
一 加快完善城市应急信息资源体系
二 加快统一应急信息平台数据标准
三 加快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应急平台
四 深入开展大数据技术研究与应用
五 加快多层次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
第四节 建立健全协同治理制度
一 深入推动跨部门协同应急立法
二 建立健全匹配大数据应急法规
三 大力完善数据与信息安全法律
四 加强应急数据资源的产权保护
第五节 培育践行协同治理文化
一 大力普及以安全为宗旨的灾害文化
二 大力倡导以精准为内核的数据文化
三 大力弘扬以互惠为基础的信任文化
四 大力培育以协同为导向的团队文化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第二节 研究存在的不足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