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授人以渔，注重从方法论上把读者引入社会史学术领域。
本书对中国社会史基本面貌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又从理论和实践上反映了海内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丰富信息，表达了作者深入思考后的见解，形成了自家特色。同时，本书授人以渔，注意从方法论上引导读者进入社会史学术领域。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基础理论，对中国社会史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使学生对中国社会演变趋势和阶段性、社会史的基本理论有系统的了解；下编为专题研究，对中国社会史的前沿领域进行深入剖析，以启发学生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社会史史料的多重来源
达恩顿承认，《屠猫记》受到的人类学帮助首先在史料方面。杀猫这件事是作者从一个参与其事的人那里知道的，这个人叫康塔德，他在事件发生几年后把它写了下来。这种文字在当时的印刷工人中很流行，属于劳工阶层特有的一种自传体，有一种“诉苦”的传统，“专门讲某些行业的工人日子过的怎么艰辛”。对于这种记述，达恩顿认为，“不能够把它当作忠实反映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一桩事件的孔塔（即康塔德）版本，我们从中读到他讲故事的用心所在。”两年后，作者说明了他解读这种文献的特殊方法：
理解一个人或一篇作品取决于大家共享的意义系统。所以，我们读康塔德的记述时，不必去细究事件当中的具体人物、怎么回事、在哪里发生和什么时候发生的等等；相反，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件事对于当事人有什么含义。……通过对文本“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阅读，我们就能够弄清楚它们的社会意义。
作者强调，阅读这类史料，务必牢记人类学的关键理念：“别人的思考方式与我们不一样。”以历史学家处理史料的观点来看，这句话听来可能只是老生常谈，无非是告诫我们别犯“时代误置”的毛病，但这话还是值得重复申明，“因为稍一不慎就可能指鹿为马还觉得心安理得，误以为两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思考与感受，误以为差别只在于他们头戴假发、脚穿木鞋。我们（——历史学家）有必要不断摆脱看过去觉得眼熟这样的错觉，有必要持续服用治疗文化震撼的药剂。”事实上，不仅仅在文献的解读方面，从史料的类型上说，社会—文化史所做的，也让传统史学感到耳目一新。达恩顿在一篇总结1970年代美国思想文化史的论文中提到：
如今流行的社会观念史讲究自下而上，学者们不但要读那些大思想家的有名作品，还要读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写下的文字，因为要研究思想观念在社会上的传播和流行，就不能只停留在名家名作上，而必须做全方位的跟踪考察。光是体察大思想家的精神情怀是不够的，还要能体察草民百姓的内心世界才行。但大部分草民百姓都没有留下文字，这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巨大困难。
面对困难，社会—文化史努力开拓，当21世纪到来的时候，它们的史料范围空前扩展，从仪式、个人的口述史、小报、民间传说、戏剧、小说、绘画、流行歌曲到服饰，都可以成为史料。达恩顿对人类学的欣赏，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其发现和处理史料的本事：“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当你了解到对在地人物具意义，而你却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西，不论是一个笑话、一句谚语或一种仪式，你就能够晓得从什么地方抓得到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意义系统。”由此，达恩顿自信地认为，就可能掌握“旧制度之下技工文化的要素。”不难发现，人类学对史学施加的影响方式之一是，“为历史学家研究那些文字档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的有关地区……提供了工具。”在这方面，明清史专家郑振满所受到的人类学影响非常明显。他指出，对于民间文献的解读，比较好的办法“是从区域社会的整体性出发,把它们跟区域社会的其他资料结合起来,放到区域社会的脉络里去解读。”即借助人类学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来解释。陈春声也承认，人类学视角对社会史学者的主要价值在于：“在历史现场中发现理解历史文献的能力。”
从屠猫这件事，达恩顿认为，它充分体现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史料提供者康塔德注意到，学徒杀猫这件事对老板和老板娘有不同的含义，对老板娘来说，学徒们百般凌辱她这只宠猫其实就是对她的凌辱，对老板来说，学徒们这样做是为了坏他的名声。总之，达恩顿“通过此事来了解当时的工匠文化，并弄懂文化史中象征符号究竟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应该说，这样的论题对于传统史学、甚至对于成长中的社会史来说，别出新意；人类学在这里“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
最近二十多年来，社会史的论题范围有了奇异的扩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人类学。社会史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提问方式受人类学的影响非常明显。他们利用人类学所钟情的口述史料，开始关注孩子们和学生们的各种经历，考虑士兵的生活条件、娱乐和士气，思考赤贫人的救济及其“遭到拒绝以后如何存活下来”的问题，等等。伯克认为，对历史学家而言，最有用的是人类学中或许可称之为“日常人类学”的那种，它的论题接近于需要进行历史性的研究。社会—文化史的旨趣因此而有所改进：它不再满足于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客观状况，而是“要了解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了民众的身份认同、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为此，达恩顿颇为激动地写道：
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什么标签儿，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的哲学之迷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回答。
这些在论题维度上的问题意识确实启发了我们的思路：一是，应该关注“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地点所持有的价值观”；二是，“实践”（或称“经历”）的口号：“应当研究宗教实践的历史而不是神学的历史，应当研究说话的历史而不是语言的历史，应当研究科学实验的历史而不是科学理论的历史。”另外, 社会—文化史家对于论题的自我反思也让我们在研究中有所警觉。达恩顿指出，分析大众文化固然是社会—文化史家的强项，但大部分史学家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撞上什么就研究什么，而没有仔细想过大众文化是否能名正言顺地自成一个学术领域。整体的大众文化，可以作为史学考察的对象，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在这里，达恩顿意在告诫我们，不能只根据论题的碎片来进行社会史的拼图：
正如社会史有时会从一个群体转向另一个群体——如工人、妇女、儿童、族群、老人和青年等——却没能在课题之间找到联系性和互动性，由研究题目界定的文化史也会退化到只会无休止地探寻可供描述的新的文化实践，不管是嘉年华、屠猫、还是关于性无能的审判。
这样的批评提醒我们，各别的社会史论题的意义，并不能独立地自我获得，而只能在整体的生活框架中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得以体现。
目 录
前言
上编
第一章 社会史的概念、特征与旨趣
第一节 “社会”的概念
第二节 “社会史”的概念
第三节 社会史的特征与旨趣
第二章 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第一节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程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
第三节 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第三章 社会史与人类学
第一节 社会史的人类学转向
第二节 社会史的新维度
第三节 对历史人类学问题的检讨
第四章 地理环境与中国社会历史
第一节 地理与历史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
第三节 中国社会历史对地理环境的塑造
第五章 中国社会演变诸阶段
第一节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
第三节 秦汉至隋唐五代的帝国士族社会
第四节 宋元明清的帝国四民社会
第五节 迈向近代工业社会
下编
第六章 宋代以降的赋役制度与基层社会
第一节 秦汉以来村制的形成
第二节 宋代差役改革与都保乡役体系的形成
第三节 明清赋役制度改革与基层社会
第七章 宋代儿童观念与童蒙教育
第一节 宋人的儿童观
第二节 从蒙书看宋代童蒙教育
第八章 明清江南市镇的空间形塑与城乡关系的转变
第一节 市镇研究范式反思
第二节 探索市镇空间形塑机制的路径
第三节 南翔之“因寺成镇”——江南市镇形塑的一个例子
第九章 明清时期的医疗与社会
第一节 明清医疗史的趋势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医病关系
第十章 民俗变迁与近代社会转型
第一节 民俗：认识中国社会的方法与视角
第二节 全球化与近代民俗变迁
第三节 民俗改良与社会启蒙
参考阅读书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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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中国社会史基本面貌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又从理论和实践上反映了海内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丰富信息，表达了作者深入思考后的见解，形成了自家特色。同时，本书授人以渔，注意从方法论上引导读者进入社会史学术领域。
——南开大学教授常建华
本书编写队伍实力雄厚。不但对于一般社会史所研究的对象有系统论列，而且高度关注前沿性议题，内容新颖。教材以总论和分论相结合的形式，达到编写体例创新，厚重与轻灵结合，便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界zuixin动态而随时调整。总之，这是一部取材广博、内容丰富、学养厚实、结构新颖、篇幅适中、能够很好体现当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水准的优秀教材。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熊月之
本书编写体例新颖，体系较为完整，吸收了海内外社会史研究成果，是一部有特色的高校教材，值得推广。
——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
张笑川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史导论》是近年来所见较有特色的一部中国社会史教材，值得推介：一是线索清晰，自成体系；二是重点突出，雅俗共赏；三是博采众长，颇多创意。
——苏州大学教授王卫平
目前国内许多历史学专业培养单位普遍开设了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及时更新教材及相关资源建设，反映近年来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学术进展和教学实践成果，服务于历史学及其他学科的人才培养，是十分必要的。本书对此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实践，不仅内容丰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体现了当前学术的前沿和趋势，是一部值得采用和推广的历史学专业教材。
——中山大学教授谢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