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是日籍华裔文史作家陈舜臣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名家名作的入门读物。陈舜臣被誉为“日本中国历史题材大师”，中国古典文艺的深厚修养和日式审美带来的异域想象，融会成这本“极简中国诗歌史”，切入视角独特，文笔通俗易懂。从先秦到20世纪，从屈原、曹操到龚自珍、鲁迅，27位中国诗人及其诗作，是对日本读者来说最亲切熟悉的“中国诗人榜”。
白居易
772—846
太原人，字乐天
把君诗卷灯前读
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
逆风吹浪打船声
这首七言绝句题为《舟中读元九诗》，元九是白居易一生的好友元稹。贞元十九年（803年），两人均“试判拔萃科”及第，又同被授予校书郎一职。那一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元稹二十五岁。
中日两国古典诗歌的主流题材不同，中国多为歌颂友谊，日本多为吟咏爱情。提到歌颂友谊的诗歌，其中最为生动的当属白居易和元稹的诗了。两人的友谊直到太和五年（831年）元稹五十三岁去世时，都不曾改变。也就是在那一年，白居易痛失爱子，第二年他便与洛阳香山寺的僧侣频繁来往，自号香山居士，从此过起了在家信佛的生活。
白居易与李白、杜甫不同，他的仕途比较顺利。虽然中年时因为越权行为被贬职，但这也不过是一时的不得志。后来白居易在风光明媚富足丰饶的杭州、苏州等地历任刺史，最后更是前往中央担任秘书监、刑部尚书等要职。
读书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意识，在白居易心中根深蒂固。致使自己被贬职的越权行为，也正是因为他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的诗文中充满了拯救困苦百姓、纠正政治缺陷的使命感。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文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三类。“讽喻”是表达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批判邪恶、拨乱正风的诗文；“闲适”是风雅之诗，歌咏人生中的欢乐；而关于“感伤”，在他给元稹的信中有“事物牵于外，情感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以作说明。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长恨歌》，以及描写漂泊佳人身世的《琵琶行》，这些行文类似小说的长诗也属于“感伤”一类。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是《长恨歌》的结尾，而《琵琶行》则以
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
作结。所咏之事既有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恋，也有“水上琵琶声”佳人流浪的哀伤，江州司马（贬职后白居易的官职）听闻此声，潸然泪下。这种“感伤”和杜甫一样，并不是仅仅因自身飘零的悲哀而发，因为如此并不足以打动人心。然而当悲恋、流浪之苦在世间变得普遍，便能真正触动人的心弦。换言之，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感情。这些诗歌必然不适合正襟危坐地诵读，而适合躺在榻上低声吟诵，但是读者有时会突然有所感悟，不由得坐起身来。白居易的诗如同铺设在海底的一张大网，只会静静地挂设着并不会强行拖动，可以安心诵读，并时不时感受到愉悦的心灵触动。
白居易的诗表达平实、感情平稳和善，因此拥有大量的爱好者。他并不是苦吟派的诗人，而是会将心中洋溢的情感化作简单易懂的诗句表达出来的诗人。文章开头所引用的诗句正是他直抒胸臆写诗法的典型。七言绝句不过二十八字，其中“灯”字重复了三遍，“诗”字重复了两遍。如果是推敲型的诗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避免这种重复，然而白居易并不在意此事，思绪所到之处自然流露成诗，若作涂抹修改，岂不是显得不自然了吗？这一点和同为多产诗人也位居高官的宋代苏东坡颇为相似。
平安时代的日本读书人将《文选》《白氏文集》作为必读书籍，但其中又省去了他的“讽喻”诗，所以比起李白、杜甫等人，大家对白居易的诗更为熟悉，也不难理解中日两国在文学气质上的差别了。实际上白居易在世时，他的“讽喻”诗被人敬而远之，据说他也因此感到遗憾。诗歌的世界中对涉及政治的作品有所忌讳，这也许是两国文学鉴赏上共同的倾向吧。
白居易晚年的会昌年间，唐武宗开始压制佛教，甚至还强迫当时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侣圆仁（慈觉大师）还俗。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就在当年三月，武宗驾崩，佛教立刻恢复了活力，在家修佛的白居易，也一扫心头的阴霾。在《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一诗中，有
寿及七十五
俸沾五十千
夫妻偕老日
甥侄聚居年
的句子，想必他是安然往生吧。
……
屈 原
曹 操
曹 植
阮 籍
陶 潜
谢灵运
王 维
杜 甫
李 白
白居易
韩 愈
李 贺
杜 牧
李商隐
苏 轼
王安石
黄庭坚
梅尧臣
陆 游
元好问
萨都剌
高 启
袁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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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
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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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这个人的存在就是奇迹。他了解、热爱日本，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这种合二为一，令人惊奇。
——日本作家 司马辽太郎
陈舜臣先生极流畅的文章有一种气质，那种气质大概是文如其人，一定也来自中国古典文艺的教养。由于战败后的日本作家几乎全都是汉诗文的文盲，日语散文日益失去了气质。
——日本评论家 加藤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