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自严复以来，很多学者提出过很多翻译理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好的翻译必须是忠实于原文的。即便是主张翻译即重写或改写、强化译者主体性的文化翻译学派，也承认翻译必须是在源语基础上进行重写或改写。对于原文的忠实始终是翻译工作者、翻译行为、翻译作品不可僭越的一道红线。因此，我倾向于尽可能在忠实的基础上做到通顺，即严复所说的“信”“达”“雅”的前两者。事实上，“信”“达”“雅”中的“信”为一个核心标准，而“达”和“雅”似乎可以合而为一。其实翻译的过程就是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有经验的译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两个原则，即源语关联原则和译语顺应原则。根据源语关联原则，译者应尽可能充分地向译语读者介绍源语中所蕴涵的信息，例如历史传说、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扩大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帮助他们以较小的处理努力获取源语的信息，而脚注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源语关联手段。根据译语顺应原则，译者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操控源语以顺应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方便他们读懂译文并掌握信息，而调整句序就是一种常见的译语顺应手段。假如能够兼顾忠实和通顺，或者重视源语关联和译语顺应，译文差不多就能够较好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内涵。例如，在《小说的兴起》第四章有这么一段话，如果仅仅追求忠实，只是按照原文语句的顺序翻译，而不考虑译语是否通顺，不照顾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结果势必佶屈聱牙，读者定然难得要领。于是，我不得不采取折衷的办法，在尽可能忠实原文意旨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调整句序，以顺应中文的行文规范。具体如下：
That Defoe had very little of the author's usual fastidious attitude to his work, or even of the author's sensitiveness to adverse criticism, is very evident from the terms of his prefatory apology for the poetic imperfections of the work of which he was perhaps most proud, The True-Born Englishman: ‘... without being taken for a conjuror, I may venture to foretell, that I shall be cavilled at about my mean style, rough verse, and incorrect language, things I indeed might have taken more care in. But the book is printed; and though I see some faults, it is too late to mend them. And this is all I think needful to say...’
也许笛福最引以为豪的是他的《真正的英国人》，他在“序言”中为其不完美的诗行致歉。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来，他很少抱有作者对其作品应有的那种精益求精的挑剔态度，甚至很少具备作者对于不利批评的那种敏感：“……不会有人把我当成魔术师，我可以斗胆预言，我会因为低劣的文风、粗糙的诗句和用词不当而备受指责，我确实应该更加细心才对。然而书已付梓，虽然我发现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要修订却为时已晚。我也只能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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