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研究》：
马克·斯洛宁认为“谢拉皮翁兄弟”的主要贡献是“风格上的创新、幻想和以一种独特的，并经常是怪诞的方式来表现革命中的事件”，并且指出“这个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在复杂的情节、故事结构，以及新颖的结局上面做实验（他们发现特别喜爱欧·亨利那种最后的曲折笔法）”，比如费定、尼基京和卡维林①。此处马克·斯洛宁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表征），但却限于体裁（原著为文学断代史）或其他种种原因并未深入展开：如果我们说某个作家善用幻想或怪诞手法，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与其创作的风格和个性相关；然而一旦将这一特征扩散至整个文学团体，“作家的个性和创作风格”问题就上升到了整个团体的诗学特征和创作准则层面，也即是说，一般而言，只有在某种创作手法被绝大部分团体成员认同并内化为创作准则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谢拉皮翁兄弟”的案例具有特殊性：没有任何一篇宣言式的作品明确指出“幻想风格和怪诞手法”将要成为其共同的诗学原则，而该团体诞生的初衷也并不能追溯到成员们对幻想题材的一致兴趣。于是，问题出现了：为何审美趣味各异的谢拉皮翁兄弟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创作中注入幻想性元素？这一趋势究竟源自外部文学大语境的影响还是该团体作为一个有机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最后，这种借鉴了外国成功经验的实验性尝试是否衍生出了（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新的元素？
如果以“幻想”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含义为基点进行延展，我们便有望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
C.S.路易斯认为白日梦患者“会假想出一整个世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自己则在此世界之外，一旦抵达这一步，幻梦之外的东西开始活动：就开始了建构（ construction）、创造（invention），一言以蔽之，‘虚构’（fiction）”①。可见幻想的第一个含义与创造力和想象力相关，从广义上而言，几乎等同于“创作想象”或是“文学虚构”，被认为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高尔基就曾指出：“如果没有‘虚构’，艺术性是不可能有的，不存在的。”费定也坦言：“在六十个印张里面，我估计‘虚构’和‘事实’的比例是九十八比二。”②不可否认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主题在谢拉皮翁兄弟（尤其是卡维林）的作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有时甚至代替人物成为故事的主角（关于这一点将在本书第四章中有详细的阐述）。然而，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探讨谢拉皮翁兄弟创作中的幻想性因素并无多大裨益，因为这显然冲淡了其作品的特殊性，并使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混同起来。除此以外，还存在对幻想第一层含义的狭义上理解，即一种猜测性的认知，通常体现在科幻作品当中，如凡尔纳虚构出来的未来科技成果，扎米亚京、奥威尔对乌托邦世界的构想都属此列。在前一小节中我们较为仔细地探讨了科幻小说的出现对于幻想题材创作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简单说来就是奇迹发生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不可思议的魔法瞬间被高科技世界里符合逻辑的一连串事件所取代，随之改变的是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由主要变为次要）及其性格发展的完善程度。在此前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对幻想作品中人与奇异力量（包括魔法和科技）的关系做进一步的阐释，旨在澄清幻想题材在20世纪初期的特殊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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