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咏史诗创作研究》：
张藻成长于书香之家，幼承母教，才学出众，嫁人后，相夫教子，卓有成效。其咏史诗创作思想主要是维护纲常伦理、忠贞节孝。如其《颍上怀古二首》：“当年郑伯忘天伦，城颍誓语何不仁。”“厥惟孝子为忠臣。”其二：“题诗为示轻薄儿，盟心试与临清颍。”①赞扬仁义道德，贯穿忠孝观念，也可以看出张藻的育儿理念。王德徽，乾隆间广东平舆人，幼随外祖父读书，通经史诗词，廪生陈毅斋室。抚三子皆成名，著有《彤规素言》《读史感言》等。其《论西施示二儿》诗曰：“自解芳心自解娱，妖娆不识霸王图。十年颦态非愁越，几次捧心岂计吴。犹忆浣纱逢夙媾，谁知响屧竟全躯。扁舟偕隐存疑案，何处烟波问五湖。”②由此可以知道咏史诗创作在清代母教中的重要作用。
庆风晖在《和慈亲咏史二绝》写道：“婕好诗笔班昭史，一代文章女丈夫。”其二：“长弓大箭靖边陲，十二年来事鼓鼙。翘首烽烟飞未定，木兰悔不作男儿。”诗作高度赞扬了班昭续史的贡献和木兰从军的不朽功勋，因而称赏她们，应该都是“女丈夫”。同时这组诗作为家庭内部的唱和之作，说明良好的家庭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咏史诗创作的兴盛。
这一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达，明清诗坛大家多在江浙一带。士林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江南一些大家世族，或为子孙求仕，或为追求风雅，而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父母子女，乃至婆媳，皆以读书作诗为荣、为乐，形成书香门第，促生文化家族的兴起。
郭延礼在《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中说：“女性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这是女性文学创作由个体走向群体活动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④此一时期女作家拜师交友联吟活动十分广泛而丰富，师友、家族、联姻、结社等各种关系交织错杂，她们交往名士才女，拜师学艺、切磋技艺。如骆绮兰曾拜袁枚、王文治、王昶为师，这些文学才士的指导点拨提携极大地鼓舞着女诗人们突破批驳“妇人不宜作诗”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激发了她们创作的欲望，有力推动传统女性文学创作走向鼎盛巅峰。很多女诗人还联系多个文学社群，如潘素心与钱孟钿、陈长生等随园女弟子相唱和，还与梁德绳、恽珠、沈善宝、张（丝習）英、陈蕴莲等交往酬唱作序，而张（丝習）英又是碧城仙馆女弟子。归懋仪与汪端亦是如此。而沈善宝的交际更广，还组织秋红吟社，编辑《名媛诗话》，才华卓著。这种景象既得益于安定兴盛的社会环境，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极大推动了传统女性文学的发展。注重搜集刊刻女性作品集即是重要表现之一，也是留到今天的一笔巨大财富。
康熙年间著名的“蕉园诗社”，已开好结社风气之先。乾隆年间，出现在苏州地区的“吴中十子”规模更加壮大。“吴中十子”即吴江张允滋联合当地女诗人张允滋、张芬、席蕙文、沈孙、陆瑛、李兮嫩、沈持玉、尤澹仙、朱宗淑、江珠结成“清溪吟社”，出版有《吴中女士诗抄》，后称此一诗社成员为“吴中十子”。此后出现规模更加庞大的随园女弟子诗社和碧城仙馆女弟子诗社，这些诗社把女性诗社活动推向高潮。
袁枚随园女弟子文化群体能够成为古代最大的女性诗人群体，与江南经济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袁枚随园女弟子诗群据考证不下五六十人，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袁枚家族文化圈中才女们如袁棠、袁绶等。其次是袁枚所收的随园女弟子中出身文化世家者。她们大多出身名门，有书香传统，学习环境优越，经济生活优裕，闲暇较多，可安心作诗。这一层次的女作家们往往先在家族内部或者因联姻关系形成家族亲族诗文创作圈，再向外拜师学习。例如，席佩兰，其夫孙原湘为乾隆举人。归懋仪，巡道归朝熙之女。吴琼仙，嫁待诏徐山民。屈秉筠，嫁文学赵子梁。鲍之蕙，嫁同知张铉。再次是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才子们，她们依赖父子兄妹夫妻之间学习指教。如金逸、王倩先后嫁秀才陈竹士，骆绮兰嫁士子龚世治等。最后是贫寒人家，生活拮据。最典型的是汪玉轸，数量虽少，但是她坚持追求读书上进的精神值得肯定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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