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英，女，河南尉氏人，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攻读博士期问，开始文学批评工作，多在《诗刊》《诗探索》《新涛评论》《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光明日报》《江汉学术》《南方文坛》《上海文化》等刊物发表，偶有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

　　《伟大的尘世之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研究》描绘的是美国现代诗史中强者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从文本捕捉到诗学辩诘，贯穿了李海英敏锐的问题意识、生动的在场能力和富于睿智的洞见。
　　史蒂文斯在超验性和经验论之问、在观察与想象之上，探索着“虚构”的“真实”，探索着新的物性和新的灵性，成就为一种“伟大的尘世诗歌”，由此获得了两种成功：诗意的成功实现与诗学的成功阐释，同时获得两种价值：诗歌价值与诗学价值。
　　《伟大的尘世之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研究》从三个方面阐释史蒂文斯：观察诗人在现代诗歌语境中的位置，在本土及域外所发生的隐秘而持久的影响；探讨诗人的姿态和意图，从轶事思维、观察方式、主题选择、抒情困境、现代叙事等角度考量诗人的具体作为，进而叩问现代诗的本质问题；以长诗“蓝色吉他”“虚构笔记”与“秋天的极光”为主，兼顾其他文本及诗学构想，分析诗人是如何创造出同时满足理性和想象力的当下之诗，建立了以现实结构为中心参照物的诗歌理论。

　　《伟大的尘世之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研究》：
　　这封信，是锡兰的一个朋友转达的。史蒂文斯自己也感受到了他制造的困扰，很是得意。这一阶段，美国冰激淋协会也开始好奇了，他们通过克诺夫出版社（Knopf）的工作人员询问该诗到底写的是什么，冰激淋在诗中象征什么，冰激淋公司想利用诗人创造的寓意作为广告策划。事有凑巧，在回复出版社的前一天，1945年3月16日，史蒂文斯刚刚与这位锡兰的朋友Van Geyzel谈过这首诗。他说，自己的《冰激淋皇帝》确实是新颖独特之作的代表，之所以要创造这种独特性，是因为，诗必须具有一种独特性，就好像能促发一个习语在瞬间得以完成，即便促发的情感是模糊性的，独特性是引起读者注意力停留的关键所在，他要做的正是如何在诗中创造出引发注意力的焦点。（L，546）
　　但是，诗人的意图并不足以成为读者判断或理解文本的依据，虽然意图同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他的看法、动笔的始因有显著的关联。然而，诗一经脱离作者而来到这个世界，就会超越作者对它的控制，超越作者想要通过它实现的意图，那么，它就不属于批评家，也不属于作者自己，而是属于读者大众了。所以，维姆萨特等新批评理论家认为，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应以读者的积极参与为标准，而不只是诉诸于注释、传记和典故等。这也是新批评的核心态度。不过，诗人假若真闭口不谈，必然会引起读者更大的好奇与猜测。
　　《冰激淋皇帝》一开始为史蒂文斯招来严厉的批评，随着他名气的上升，也引动了阐释的热情，尤其是在他晚年及去世后。有学者总结，当时至少有三种相持不下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该诗呈现了安排葬礼的最稳妥之法，甚至可以称为是“葬礼的仪程说明书”；第二种认为，该诗呈现的是“幻象”与“事物如其所是”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人生总是变幻无常，从幻象到现实、从欣喜与享乐到艰难命运（死亡）的流转，我们应该照单全收。”第三种认为，该诗的主题是“俗丽浮华与平淡无奇之间的现实——以惊人的方式指示出彼时彼地又一个世俗战胜崇高的实例”。
　　确实，仅“冰激淋皇帝”这个标题就足够迷人，它的核心词到底是什么？是“冰激淋”，还是“皇帝”？显然，关注点不一样必然达成不同的阅读体验。而刚才说的这些研究中，理查德·埃尔曼的文章《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冰激淋》（1957），看似要重点来谈论“冰激淋”，其实是侧重于分析东方文化与艺术对史蒂文斯的影响。他先是考证了史蒂文斯的戏剧《观看日出的三旅人》来自日本能剧的影响，《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与《六幅有意味的风景画》与中国绘画、古诗有关。接着，讨论《冰激淋皇帝》中所描述的“死亡”是多么地不合常理，尤其是诗中描述的葬礼令人困惑，没有丧钟与哀哭，有的却是鲜花、冰激淋、喧闹与打情骂俏，这根本就不是西方传统中挽歌应有的元素，而可能是中国式的“喜丧”，由此说明东方文化对史蒂文斯的影响，得出诗人要呈现的是何种“葬礼”及此类葬礼应如何来办。解释核心词“冰激淋”时，他再次坦言了自己的困惑，说即便这是中国式的喜丧，诗人为什么要用冰激淋作为象征？为什么要说“唯一的皇帝是冰激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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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伟大的尘世之诗——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意义
诗人位置：“我们气候中”的诗人史蒂文斯
研究状况：“我们气候中”的史蒂文斯的诗歌
本土性实践：以“轶事诗”为例
异域性介入：以“观察”等诗为例
现代诗人的俄耳甫斯情结：以《蓝色吉他》等诗为例
现代诗歌的本质与手段：以《虚构笔记》等诗为例
现代抒情诗的规范与超越：以《秋天的极光》等诗为例
叙事：现代诗的一种新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