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中原文献随南渡政权而南移,后散播于江南范围内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广南东路等地,形成地域性的文化中心。承担存亡继绝、发扬文脉之责任的,正是南渡文人群及此后的中兴文人群。
本书是作者一系列相关主题论文之结集,以两宋之交的中小文人为主,探讨文学思潮与学术观念的互动关系。部分篇目为对吕本中、吕祖谦、朱松、朱熹等文化家族的南迁和家学风尚之追摹;部分篇目讨论宋代文坛对前代的陶渊明、杜甫及同代的张耒、王安石等人的接受史;另外也有关注面对巨大政治冲击和现实苦难,士人的空间记忆和地理观念的痛苦转型。
终宋高宗时代,对王安石新政、新学的态度,在绍兴十二年(1142)前后略有变化——前紧后松,但总体上处于压抑之态。建炎初至绍兴十二年,对王安石政事学术进行全面的批驳,其中以绍兴四年八月确立“最爱元祐”纲领为顶峰。宋高宗细数王安石罪过:安石变法学商鞅,而变法造成“天下纷然” ;“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绍兴年间,力诋王安石之罪者,陈公辅、胡寅、王居正等。诚如陈公辅在绍兴六年奏疏中所言:“安石政事坏人才,学术坏人心。” 陈公辅的总结极其到位,宋高宗极其欣喜,特擢其为左司谏。不独陈公辅,胡寅也在奏疏中将王安石视作邪说的代言词,“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遗正论、拂公心以行其邪说,虽当时不悟,及事已败,世已陵迟,然后悔之,则无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为之说” 。绍兴十二年后,伴随着和议国策的施行,朝廷对伊川学、新学表面是不偏不倚,实际上相对于前一阶段而言,态度已有明显松动。
自序
吕本中与中原文献南传
吕祖谦的中原文献南传之功
朱松与中原文献之传
两宋之际文人视野中的“伊川学”
宋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别调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 论周紫芝对张耒诗的接受
陆九渊视野中的王安石
南宋寓客及其文学活动
南宋地方总志中的杜甫遗踪
南宋初期文学的“京洛记忆”
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
两宋之际的诗、道冲突与平衡
《老学庵笔记》的思想文化倾向
陆游的文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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