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形而上学批判》：
文明与理性的推进使得现代性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性延展中空前膨胀，以至于现代社会空间概念成为“位置的紧缺”。这个位置是现代性的支配性中心概念，是在场者和缺席者共同焦虑的“兴奋点”和“死寂点”。在场者中的唯一性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或最高统治集团，其具有威严与危险的双重效应。现代性的经验验证了，此群在占有“紧缺的位置”后的唯一任务则是守护对位置占有的持久性，因此，其政治话语亦是环绕“紧缺的位置”的保护而展开。
国家首脑由于法定的权力已经为民众所服从，很少有进一步的权力诱惑他，也很少有机会给他进一步扩大这种权力，他主要的任务不是扩大权力而是保护得来的权力。因此说，他不会实际上地雄心勃勃地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因为新的制度和政策会有很大的风险和产生新的宗派，特别新的敌对派别往往是骚乱的起因。在对外关系方面同样是不敢轻易对抗，因为一旦直接同他国和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尽管有可能获得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必然带来人员伤亡、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这会带来国内其他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不满势力借机进行组织反抗和骚乱活动，直接对政权产生巨大威胁，这是最高统治者集团最惧怕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针对英国君主体制的状况这样说道：“虽然，在平静时期，国王可以利用其巨大受益维持其对臣民私人利益和影响的权威，然而只要有小小动乱，就必然会摧毁这一切权益，而国王的权力既已不再受到人们的信念和固定原则的支持，就会立即瓦解。”②在此社会和心理背景下，为了平息各方的不满声音，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定，在政治话语上必然采取避重就轻、虚张声势的策略。
社会稳定实质上是政权的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亦是维护政权稳定。在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性话语中，凝聚意志、统一情绪的最佳话语亦是“国家”“稳定”“和谐”“道德”。因为国家概念具有特殊的欺骗性，统治者把国家等同于公民的家，国家的统治者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因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具有一致性的利益所向，比如国家的美好未来经常性地成为政治性赞赏价值。为了民众对统治的服从和正当性，统治者始终把自己叙述为国家和大众的仆人，比如“领导就是服务”，目的在于掩盖和混淆统治与被统治的现实关系，麻痹民众。尼采说：“每一种追求统治权，但受到某种束缚的本能，自为地，为了支持自己的自我感觉，为了强化，都需要所有美好的名目以及得到赞赏的价值：结果，它就敢于多半借着它所反对、它想摆脱的‘主人’的名义招摇过市。”①
而道德也仅仅是作为行为和评价的传统方式的任何可能的规则的服从，哪里不存在规则，哪里就不存在道德。规则的内容越少，道德世界的范围也就越小。违抗规则亦即冒犯道德。试图越出规则的界限，在界限外寻求自由的人则是不道德的人。“自由”“异常”“离奇”“冒险”“越位”都是不道德的。规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人们之所以听命于它，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的可靠性和有益性，而是因为对它具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无限力量的恐惧，一种超越个人和迷信的恐惧。道德的核心力量在于使得人们服从于指令，而不考虑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一个道德的社会是把最听命于指令的人尊称为最道德的人。道德的这种特殊功能是和历代统治者心理最为切合的，因此，“守法”和“道德”亦成为现代性政治话语最为常见的意志输出。也就是说，统治者的“道德”秘密在于维护道德亦维护规制，维护现存的规定亦是拥护现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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