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哲学之比较研究/汉语法学文丛》：
　　理智在康德和黑格尔达到最高峰，康德以理智处理一切，在理论方面，先天的范畴为一切理智工作的架构，在实践方面，实践理智的要求，产生宗教和伦理。“自然律”不是人性先天的形上次序，而是从实践理智的要求所得的结论。康德曾以实践理智的要求产生了宗教信仰，相信上帝为伦理根源；然而人不能认识上帝，因而也不能知道上帝有何规律。伦理和法律的先天原则，也只是实践理智的要求。这种抬举理智至上而又限制理智力的学说，结果使理智成了盲目的理智，后来马克思排除了理智，换上辩证的物质，并没有感觉到对人生有什么不便。
　　黑格尔以理智为绝对的精神，为宇宙的“我”，宇宙乃是绝对精神表现而成的“非我”。“非我”的唯一企图，在于恢复自我的精神自觉。“自然法”为精神自觉的一种外在保障。宇宙“非我”为恢复精神的瞬息万变觉，乃争取自由。由君主独裁进到民主国家，国家即是人为争自由的保障，法律乃是国家为保障自由的方法。
　　黑格尔是倾向君主制度的哲学家，造成国家的集权，赞扬日耳曼国家主义。
　　反对国家集权的学者，则有法国革命派的学人，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这派学人相信人性天生为善，初民生活为幸福生活。后来文明进步，人民为营团体生活乃结约而成国家政府。人民公约为国家权力的根源，也是法律的根源。个人主义在法国革命时期，爆发成为残暴的社会，需要拿破仑的专制独裁才得平静而有纪律。“自然律”是初民时期没有法律、然而能够幸福地生活的自由。到了国家时期，则是人民要求自由平等的人权。
　　这个理智的个人主义时期，所讲的“自然律”和中世纪士林哲学所讲的“自然法”大不相同。士林哲学的“自然法”是以形而上的人性为基础，和天主的“神律”相连，对于一切人有同样的效力。理智的个人主义所讲的“自然律”以个人的心理要求为基础，不假定有天主的存在。他们以各人的立场，主张人应有社会生活；然而人的社会生活不是来自人的本性而是来自生活的利益。人按人性说并不是社会性的动物，而是具有社会生活的潜能，人可以渡社会生活。因此，同样“自然法”不来自人性，而是来自生活的利益。
　　在这个时期，“自然法”的观念远没有被抛弃，因为“民族公法”是存在的。当时的法学者都承认有“民族公法”，又承认没有一个在各民族以上的国家能够有权订立“民族公法”。“民族公法”便代表一种先天的法律，出于人先天利益的要求。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是伦理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伦理讲正义，正义按国家法律而定，然而法律本身应当合于正义，然后依照法律才有正义。否则，若是法律不合于正义，则依照法律行动就会违反正义。法律所根据的正义不出自人造的法律，应属于人造的法律以先和以上，这种正义便是先天的正义。先天的正义应来自先天的规律，先天的规律便是“自然法”。启蒙时期的唯理个人主义，都不愿把先天规律即自然律归之于天主，不承认“自然律”由天主所定，而它的“自然律”归于人的理智，归于人本性利益的要求。
　　在启蒙期唯理主义以后，有浪漫的唯情主义，然后更产生唯物经验论。这已经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了，科学万能的思想也已经盛行。
　　“唯史论”的思想遍布到各种学术内，形上本体论已被废弃，一切都由人的历史渐渐积成。伦理规律没有先天的基本规律，而是在历史的演变中，渐渐积成社会的伦理规律，然后又随着社会历史而变。同样，法律没有先天的“自然律”作基础、作根源。法律乃是历史的结果，历史以社会的环境渐渐形成法律的条文。这种思想还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另一种趋势则是“利益主义”或“实用主义”，一切从实用的效果去评价。“实用主义”评论法律不从形上的或理论的原则出发，而是从实用的需要和实用的利益去估计。这样先天的“自然法”便被抛弃了。马克思集唯物论和经验论的大成，以形上为不可知，以一切为物质，以物质为自动，物质自动维持辩证的规律。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思想里，形上的“自然律”根本没有立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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