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与法国民法典
拿破仑·波拿巴，这位被黑格尔誉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人物，由于一次著名的战役，而成为军事史上的失败者，但又因为一部著名的法典，成为了西方立法史上一座伟大丰碑的铸造者。
众所周知，法国历史上法律渊源是极为分散的，而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法典，这是当时法学家的共识。从王权统治时代开始，法国就一直在为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而努力，但最终由于政治与人事的原因，均功败垂成。历史选择了伟大的拿破仑。1799年，刚刚通过政变掌握政权的拿破仑，怀着“作为一个伟大立法者”的野心，开始了编纂法国民法典的历史伟业。
拿破仑首先任命了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法典起草委员会。这四个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是经验丰富、注重实用的法律实务家。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时法国大学中的法律系和所有律师协会均已解散，对立法者而言，这竟是一个可自由发挥并最大限度施展才能的时机。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法典起草委员会加班加点，展示了充分的法律智慧，仅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该草案。但是，草案在法案评议委员会遭到了包括贡斯当在内的共和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民法典草案只不过是“对罗马法奴隶般的模仿和枯燥无味的编集物”。随后，立法会也接受了这些意见，对草案予以了否决。
面对如此境况，拿破仑展现了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魄力和手腕。他首先宣称，法国“不能以形而上学来进行统治”。他利用自己绝对的权力将法案评议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削减一半，将所有持敌视立场的委员全部清洗出局。一年后，草案得以再次进入立法程序，三十六项单项立法在无任何异议的情况下获得通过。
有资料表明，在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拿破仑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在参政院审议起草委员会的102次会议中，拿破仑至少在57次会议上作为主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法学家索雷尔所指出的，就一针见血点出问题要害的能力、观点的恰如其分以及辩论的有力而言，拿破仑是无与伦比的；他经常打断一些烦琐无益的枝节争执，通过明晰简洁的提问，将讨论带回到实际而具体的问题之中。
对于法典的风格，拿破仑多次强调，立法的重心应当是生活现实，而不是一些琐碎的法律枝节和生涩的法律概念，这导致许多民法典的起草人在选择每一个词句之时，都会扪心自问：这样的表达是否经得起拿破仑这样精明的法律外行人的批评？职是之故，法国民法典在风格与语言表述上，既生动明确，又浅显易懂。据说作家司汤达为改进文风，并“获得韵律上的语感”，每天都要阅读几段民法典条文。
拿破仑在法国民法典的实体内容上，亦留下了鲜明印记。比如在民法典的价值取向上，拿破仑“对于坚固的父权结构家庭制度的拥护是坚定的和有说服力的”，这种思想在法国民法典中有明显体现。另外，法国民法典中的有些规定，也只有通过他的个人原因才能获致合理解释。比如，拿破仑在1802年的全民公决中获得终身执政职位和指定继承人的权力后，因他与当时的配偶未能生育，另行结婚或收养无疑是其获得继位者的必然选择。因此，只有借诸这个事实，拿破仑强烈支持合意离婚与收养制度的行为，方能得到理解。
拿破仑对这部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民法典，乃是极为珍爱且引以为荣的。在其伟大的戎马生涯中，民法典亦常常紧随于军旗之后，作为“革命的法典”强行实施于被征服地。理想的破灭源于一场众所周知的失利。即便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时，提及民法典，他依旧不无自豪：“我的光荣并不在于赢得40场战役，因为滑铁卢一役，这些胜利皆黯然失色。但我的民法典却不会被遗忘，它将永世长存。”历史证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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