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学者陈育崧、李元瑾、苏新鋈等都对此类题目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或曾经尝试写新马儒学历史，但都没有写出一本完整而又系统的专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在20世纪的80年代新加坡正推行儒学的时候，也曾经有写一本新加坡儒学史的想法，如今，大陆学者严春宝这一著作的问世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值得期待。
该书按照新加坡的历史分期和新加坡儒学的主要内容特点，对新加坡儒学史上有关儒学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记录，力图展示新加坡儒学传承的历史全貌。该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1877年之前）、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1965—）以及附录等内容。
第二节 华校的重兴及危机
战前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已经形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新加坡最早的私塾学校被认定是始于1849年的崇文阁，以及稍后于1854年创立的萃英书院。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华文学校，“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小学要推养正学堂（即今崇正学校），开办于1905年，而最早的华文中学则为陈嘉庚等创办的南洋华侨中学。华侨中学创立于1919年，比养正学堂迟了十四年。” 在南洋华侨中学成立之前，整个南洋地区（包括英国及荷兰殖民地）不包括女校在内的华文小学就有三四百间之多， 这不但为中学的成立提供了稳定的生源基础，也因客观上的需要而促成了中学的纷纷出现。自华侨中学建立之后，华文中学也开始大量涌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前（1942年），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已经有四所，它们分别是：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19年创立）、南洋女子中学（1929年添办中学）、公教中学（1935年创立）以及中正中学（1938年创立）。 在1942－1945年的日本占领期间，全部中小学校都被迫停办，及至1945年日本投降、新加坡光复之后，除了原先已有的各所中学纷纷复办之外，为了应付学生人数增加的需求，新的中学亦纷纷出现。
四、儒家伦理课程的正式实施
有了前期政府的强力推动和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再加上海外儒学专家走马灯似的前往新加坡进行密集的公开演讲和理论阐释，使到儒家伦理课程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反倒是少了许多惊喜。儒家伦理虽然表面上看它仅仅只是为中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但说到底，它还是一项社会工程，因为，作为儒家伦理课程教学对象的中学生，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独立性，他们更多的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家长——成年人所选择的结果，因而，相对而言他们并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
应该说，政府对于儒家伦理课程的实施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为了协调与外国专家的合作，以便制定出详细的儒家道德教育大纲及其协助课本编写者编订课本，新加坡教育部联合本地学者于1982年7月底成立了以吴德耀教授为主席的“新加坡儒家伦理思想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1.协助海外学者的访问工作。2.推动儒家伦理。3.策划儒家伦理课程纲要。” 这个委员会可以说是负责在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思想教育的一个总的策划机构。总起来说，教育部对于整个宗教道德课程的推展，可以说是十分慎重的。早在1982年底，也就是在正式推出宗教道德课程的一年之前，教育部就“通过学校，发信给所有中一学生的家长，要他们决定，孩子在1984年必修的宗教道德教育中，选修哪一门宗教知识或儒家伦理思想。”教育部之所以要发出的这样的信件，其主要目的“在于调查学生的选择，以作为将来策划之用，例如训练师资，出版教科书等。”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新加坡儒学的早期传播形式及特点（1877年之前） 44
第三章'战前时期的新加坡儒学（1877—1942年） 95
第四章'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加坡儒学（1945—1965年） 219
第五章'新加坡独立后的儒学（1965年至今） 251
附录： 新加坡的儒学组织机构 350
参考文献 388
后记 403
温馨提示：请使用泸西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加坡儒学史》也可看作是对林文庆儒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因为林文庆正是新加坡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纵观严春宝博士的研究历程，从“写传记以识其人”到“读其书以明其学”，再到“理解和剖析其思想”，作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一步步走进林文庆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其思想真谛，为广大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儒者”。在此基础上，从林文庆对新加坡儒学发展的贡献入手，进一步上升到对新加坡儒学传播与演进予以全面的考察与研究。如此一来，不仅拓宽了儒学的广度，也拓展了儒学的深度。——《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