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与社会：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社会学思想研究》：
因此，威廉斯本人倾向于用马克思的另一个命题来取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命题，这个命题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化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所以威廉斯经过长期思考之后，在晚年最终不得不指出：“任何一种通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途径都必须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开始。”不过，威廉斯并不是要承认“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的有效性，而是尝试通过对这一命题的通常理解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寻找更为有效的概念术语来建构一种他自己认为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威廉斯对“上层建筑”“基础”和“决定”这几个词语逐一进行了阐释，他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在马克思之后，上层建筑与基础被视为两个各成一体、完全没有交集的领域，物质性被视为“基础”的特征，而上层建筑则被认为与物质性没有任何关系，一切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都被归入其中。威廉斯试图把物质性赋予上层建筑，强调上层建筑相对于基础的自治性和能动性，同时，他也希望重新理解基础这个词，还原其存在状态的动态性特征。“基础”通常被理解为一个静态的客体，是始终如一的，“基础”是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某一物质生产阶段的生产方式，等等。威廉斯认为这种理解与马克思的原意完全不同，马克思所强调的是生产活动在特定的结构性关系中建立了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虽然可以对特定的生产发展阶段进行明确的分析，但是“基础”在实践中从来不是静态的和固定不变的。事实上，在生产关系与随之产生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矛盾，因而作为“基础”的历史动力就存在着持续变化的动态可能性。所以在威廉斯这里，基础与上层建筑只是马克思的一种比喻，强调的是一种结构性关系，在这种结构中，特定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完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这样说可能有些抽象，举一个例子就容易明白了。比如说，文学艺术的生产一度被视为是具有上层建筑性质的非物质创造行为，与物质生产无关，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文学艺术生产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业和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基础”的性质。这也就是说，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种比喻，而不是具有确定所指的概念，在人类历史的不同社会阶段，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指涉内容可能是不同的，而且这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到了下个时代可能就会变成了“基础”。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威廉斯指出，“决定”这个词源自唯心主义对于人和世界的决定论解释，尤其常见于神学宿命论中，在其神学版本中，它强调的是某些外在于人类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其世俗化版本中强调的则是某种抽象的决定性意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用“决定”这个词来表述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恰恰是要反对唯心主义的决定论，把决定的起源置于人类自己的现实活动之中。然而具有悖谬性质的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它僵化成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认同经济决定论，就意味着否认或者至少是低估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这样做可能就无法解释许多文化现象。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上层建筑的被决定性质被给予了一些限定。最初，上层建筑被视为对于现实的被动反映和再现。但是在许多现实的文化活动中，由于很难发现这种反映关系，因而这种反映关系被认为是间接的、复杂的，或者具有时间上的延迟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随后阶段，某种不同于反映或者再现的观念出现了，那就是“中介”的观念。根据“中介”的观念，我们不能够期待上层建筑总是可以直接反映社会基础，因为包含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体社会生活过程经过了某种“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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