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佛道文学研究史论》：
葛兆光的研究从宗教学的视野乃至宗教史和文学史相结合的视野探讨宗教文学的历史面目，探索宗教文学的叙事空间和研究维度，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在《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一书中，他清理了20世纪宗教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基本轮廓和研究得失，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即“宗教与文学的研究者应当如何借鉴宗教与历史研究，使自己的视野更宽阔，使取资的文献更丰富，使问题的研究更深入”；并举例说明宗教界关于仪式方法和语言（隐喻、象征、句法）的研究会给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文献、新的例证，提供超出传统的艺术想象力；指出宗教影响文学的途径除了经典的阅读之外，主要的就是参加宗教仪式或观看宗教活动时的感受，宗教语言的隐喻、象征、句法的特性对文学创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寺观作为民间集会与宗教仪式的中心、作为表现文化人“业余生活”和“私人兴趣”的自由空间对文学创作也作出了特殊贡献。他还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开拓道教文学研究的空间。例如，倡导宗教文学研究应该注意宗教经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问题，并通过中西比较指出“中国宗教都不是通过想象寻求启示，而是通过体验寻求觉悟或通过幻想寻求安慰”，这在文学中有显著的表现，但由于佛道宗教哲理之于士大夫，佛道仪式方法之于民间百姓常常是界限清晰，文人信仰者与世俗信仰者在宗教经验的接受上是分道扬镳的，并对作为士大夫文学的诗歌和作为大众文学的小说戏曲产生了影响，使文学具有了觉悟与安慰心灵的宗教意义，最后在时代的变迁中悄然隐去。又如，倡导宗教文学的语言学研究，分析了佛道两教语言传统“不立文字”与“神授天书”的形成过程，指出学术界应该研究佛教与道教的语言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并用《青铜鼎与错金壶：道教语词在中晚唐诗歌中的使用》《禅意的“云”：唐诗中一个语词的分析》等个案研究来论证其感悟。作者对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进化论视野进行了质疑，认为思想史、文学史不应该仅仅做加法而且还应该做减法，探讨历史上的一些文化现象、文学现象是怎么消失和如何消失的；因此在研究道教和道教文学时还引进了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妖道与妖术》《历经试练——小说、历史和现实中的道教信仰考验》就是对这一方法的运用。
王青的《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是援引西方学术理论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的标本。该书援引西方理论把两汉时期的国家宗教界定为“普化宗教”，把作为民间宗教的道教界定为制度化宗教，认为神话是宗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需要通过神话来神化教主、建立权威、培养及巩固信仰、宣传及解释教义，以及传授各种宗教技能。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属性作了重新界定，认为“中国神话零碎不系统且较为缺乏”的论断是学术界用自然神话派理论套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不同民族的神话内容取决于神话产生时期的民族文化构成”，而中国文明的产生是靠政治秩序而非技术或商业的程序造成。这一时期的政治秩序乃是由以父系氏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确定的，因而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神话在根本上是以氏族团体为中心的人文神话。他利用考古学的成就证明中国的古史系统含有相当多的信史成分，目的在于说明中国人文神话的主要形成途径并非是“神话的历史化”，而是“历史的神话化”，即“历史上的人物经过神化而有神话，其事迹经过夸张而变得非凡”。两汉时期的神话属于文明神话，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目的而创作的：“这些神话往往利用这一时期流行的某种信仰或观念来供给一种实际的解释，虽然它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客观知识，而是作为支援它行动的理由”；“它虽然不能分析实证，却被相信为事实或真理，并以此鼓舞某种行动达到某种目的”；“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地方，一个事实的权威只能由授任一个流行的神话而合法化，只有神话能提供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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