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特别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他是儒家的态度。如他在考进士时写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阐述刑、赏都应以仁爱为出发点，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提倡立法贵严，责人贵宽，这样天下就可以安定，就能达到“忠厚之至”。但苏轼思想又比一般同时代的文人开阔。他深喜庄子之书，崇奉佛学，但并未受其消极影响，重要的是他自身的政治处境与生活经历所给他的实际锻炼，使他具有超脱世俗的洒脱态度与旷达的襟怀。他在政治上所受的挫折与诬陷曾是十分难堪的。如元丰二年，他曾因御史中丞李定等断章取义地摘录出了他的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而被关进牢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他出狱后被贬去黄州。但他从没有消极悲观过，对于生活，他一贯保持着一种热爱的、无所不适的态度和生气蓬勃、庄严而又诙谐的乐观精神。如他被贬官至广东（那是个被当时人称作蛮荒之地的所在），他的情绪如何呢？这里不妨作个比较：韩愈是个有修养有志气的儒者，但他因上《论佛骨表》极言迎佛骨之弊而被贬去广东潮阳。他牢骚满腹、痛苦不堪，在《左迁至兰关示侄孙湘》一诗里曾写了这样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他忧思憔悴，不望生还。苏轼虽同韩愈当时的处境相同，但他仍自得其乐，忘却了自身的得失荣辱，处处打起精神，极有兴头地对待生活。他的弟弟苏辙说他贬海南昌化时，“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赞他这时写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并见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苏轼在昌化四年，食芋饮水，著书为乐，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确实太难能可贵了。
苏轼又是个封建时代亲民的官吏，他关心人民疾苦。在徐州时他亲自参加了抢救黄河决口的水灾，在杭州时他疏浚西湖，灌溉了千亩良田，还计划开石门运河。《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饭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他贬黄州时，居东坡，与田夫野老相从，故自号“东坡”。在昌化与黎族人民及儿童相从，背负大瓢，在田间高唱歌词。他交游十分广阔，包括和那些和尚都有密切来往，还亲自参加了寺庙的宗教活动。古代文学家中，在群众中印象最深，流播最广、最久，为妇孺所熟知的，除了李白外，就要算苏轼了。民间关于他的传说也非常之多。所以《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不知有苏轼，确是可笑之事。
以上谈到的苏轼的教养、思想、博学及其政治上的遭遇和生活经历，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里。苏轼是个热情的政治家、贤良的官吏、社会活动家、人民群众的挚友以及生活与自然的爱好者。这些，又为苏轼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和文学家创造了必要条件。苏轼在散文、诗词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伟大才能，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使我国的古典文学在唐代的李白、杜甫、韩愈之后，推进到了另一个高峰，成了宋代文坛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
先说苏轼的散文。苏轼是继承欧阳修的路线而做出更大、更光辉实绩的一位大散文家。宋初古文运动，以文章为载道工具，重质而轻文，欧阳修则以创作实践纠正其偏，重质也重文，至苏轼，则更着重于文，即更进一步重视发挥文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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