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汤琛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本科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就读于中山大学；现供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曾供职于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晚清思想文化与晚清文学、当代文学批评等，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主持省部级项目三项。

　　《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从精神结构的转折、思想的流变以及游记文体的裂变等方面深入发掘了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元素，并细致勾勒了其书写存在的复杂流变，从而指出，晚清域外游记包含了中国散文现代性构造所需的基本元素，它因为域外体验的发生，突破了古文的义理藩篱、挣脱了僵化的语言符号系统，在精神意识、语言意识、文体意识方面对现代散文的生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借此构成了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重要环节。同时，在论述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的同时，该书始终将其置放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研究，其中既强调“他者”对“自我”的冲击，也强调“自我”面临“他者”时所发生的主体性抵抗，并指出，在冲击、抵抗之外还存在着双方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等复杂暧昧的交流图景。
　　总之，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研究不仅发掘了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从历史维度追溯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意识发生的根本动因与现实依据，相对客观地把握其嬗变的历史形态，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有效追踪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进程，为现代文学的发生研究提供参照与借鉴。

　　《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考察》：
　　近人梁启超曾如此分析国人的自我认知结构：“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①概而言之，历来国人对自我的认识始终笼罩于“中国天下”的意识迷思之内，拘囿于“华夷之辨”的装置意识之中，并在“家”“乡”“族”等纲常伦理的架构下逐一自我确认，可见古代的“自我”大致不离连接礼治意义网络而生成的“夏人”抑或“天下人”，涵括了近代意涵的“中国人”以及基于国家、种族之别而与国运相勾连的国民意识始终是匮乏的。
　　而近代所言的“国民”如梁漱溟所言是因“海通”而兴起的新概念，“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含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②上述论断从历史变局、观念输入以及生存体悟等层面公允地道出了晚清“国家”及其“国民”意识出现的历史机缘。1902年，梁启超于《新民说》讨论“国民”与“部民”之区别时，再次对“国民”一词做了界定：“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其民强者谓之强国，其民弱者谓之弱国；其民富者谓之富国，其民贫者谓之贫国；其民之有权者谓之有权国，其民无耻者谓之无耻国。”③在这一表述下，国民与国家互为表里，国民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国势颓微、救亡图存成为共识的变局之际，梁启超的国民意识更易得到普遍的共鸣，1905年版的《国民必读》教科书便承续了梁氏的言说来定义国民，“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④，晚清这类颇具“国家主义”理念的国民意识由此确立，并成为近代知识阶层瞩目的对象，据有的学者考证，具有上述意涵的“国民”一词于1903年和1905年的使用达到顶峰，分别达4000次和3500次左右。①
　　从“天下人”、“部民”到“国民”的认知装置的转变，从礼教体系下的自我确认到近代“国民”意识的萌生以至国民话语的如火如茶，这一系列基于自我认知的意识转变轨迹是如何生成的？其中又发生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何种过渡？对其种种转折，不少当代学者趋同于这么一类论述，即近代衍生的“国民”意识源起自西方经日本而发生的概念传播，由外及内的理论旅行式的解决方式似乎是一条清晰的梳理思路，然而，这无疑掩盖了作家复杂的实存体验与生动嬗变的精神图式，如李怡所批判的，“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梳理或思想史意义的考辨，对于影响着现代中国学术或思想发展的西方语汇做这类追寻当然是重要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恐怕在于，当这样的思想史的学理化梳理，当这样的理论的认识一旦被我们直接移用到文学现象的描述当中，作为对于作家心灵世界与创作状态的简洁的解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学的历史其实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思想的历史，当然更不能等同于理性概念的历史”②。因此，我们不妨远离国民理论追溯的概念化陷阱，而返回生动的书写文本，返回作者的实际创作，那么，晚清域外游记因域外体验而自然发生的有关自我认知的种种转折，可谓是作者从生存实感出发而形成的近代国民意识的缘起；他们于国运乍变之际，乘槎西游、跨越了固有的文化樊篱，于西方文明的宏大魅影下对自我进行了重新认知与辨别，从外形的直观比较、人种的辨别、体格的探讨到国民性省思，其文本所展示的隐晦变化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有关近代自我如何被发现、现代“国民”意识如何被逐步构造的有效线索。
　　……

绪论
第一章 晚清域外游记发生的时代语境
第一节 西学思潮与经世致用观念的深化
第二节 晚清西方地理知识的编撰与传播
第三节 晚清政府对外策略的改变
第四节 晚清遣使活动的兴起

第二章 域外体验与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意识的发端
第一节 西洋科技体验与科学世界观的兴起
第二节 议院考察与西方民主理念的吸纳
第三节 自我之发现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发生
第四节 西方经验与文化比较意识的形成

第三章 西方想象与晚清游者的精神流变
第一节 文化错位下的域外搜奇：初期舌人的西方想象
第二节 自我规训与观念越界：晚清使臣的异域书写
第三节 西方乌托邦与“吾道其西”：王韬悖论式的西方想象
第四节 批判语域下的异域想象：梁启超的西方观察
第五节 甲午前后日本游记的书写流变

第四章 晚清域外游记的新词语与新观念
第一节 反复言说中的“地球”：时空观的再造
第二节 多重书写下的“博物馆”：文化的自我启蒙
第三节 别具新意的“商务”与“实学”：传统认知范式的转型
第四节 “伯里玺天德”与“托辣斯”：观念更新与思维转换

第五章 晚清域外游记的文体裂变与新文体的发生
第一节 词语的命名与语言之变
第二节 桐城文家的域外书写与文体裂变
第三节 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
第四节 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史传型的游记形态

第六章 晚清域外游记叙述方式的变迁
——兼与古代域外游记作比较
第一节 叙述视角的转向：从凝视到仰望
第二节 叙述内容的变迁：从山水的罗列到山水的移植、器物的沉溺
第三节 叙述语调的转换：从统一的优越语调到裂变的焦灼语调
第四节 叙述形态的演进：从逐日而录到启蒙性书写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