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历史空间：李玉史剧女性形象研究》：
从对全剧脉络的梳理与分析中，我们不难从佘太君所立场域的独特性与所凭附的条件性上，来探讨我们之前所提到她与邓夫人之间的分别。首先就责任建树来说，与邓氏承担起整个乡里区域内的公共职责不同，佘太君仍是以一门的荣辱全安为职责本位，虽然杨氏一门的功勋作为是对家国整体的担当，但佘氏却是以内室为驻守的基点，而借由家族参与的功业行为间接地对家国社会、历史空间有所介入。无论是赐赏庆寿、送子别夫还是助子退敌、拆楼惩佞，虽然叙述视角随着剧情的推进而日益向女性转移（而这种转移又是在家一国一家的结构中，作为对内室空间的渐趋复归所决定的女性视角愈加凸显的叙事必然，而这样的由家中走出报效国家、再最终回归个人家族的故事模式又几乎是李玉的史剧之中必然的叙事脉络），但整体的建立功业、抗击辽敌的公共责任仍重重地压在家族男性的身上，而佘氏所带领的家族内室的力量只是以对家中男性施加拯救为契机而出场，她们与家国责任、历史转折的关联都是以家族男性为中介而实现的，并不像邓氏以自发建立的公共领域实现与他者的直接对抗。其次，在同样的“生存”这一至关紧要的命题下，佘氏直接承担的只是个人家族的荣辱存在，而再由其家族中的男性群体去完成本属他们的民族大义、社会责任；而邓氏则以通过整合公共区域中的民众力量，而建立了自我存在的空间，担负起乱世生存的主题，并在直接的对抗中形成独立的历史性场域。因此，在邓氏与佘氏间便存在着“建立”自身历史空间与“介入”他者历史场域的分别。而当佘氏面对较纯粹的公共领域对内室空间的挤压时，则不可避免地又要借助于家族男性的回归，以其本身代表的外室空间的地位力量来对私领域加以拯救，这点集中地表现于天波楼的风波中。这段奸臣改旨拆楼的情节是对内外领域之间冲突的直接展现，在尖锐对立的两方空间力量间，佘太君所率领的家族力量虽暂时性地以自己的力量打退谢廷兰，但并未从根本上阻止天波楼的拆毁。这就决定了佘太君几次言“欺我女流”的慨叹而终召子回家（虽然第二十三出中佘太君也言欺我八十老迈，但此后却仍以身体的冲撞击打达到退敌的效果，但户下无男丁而饱受欺凌的感叹却始终存在，可知此处的作者意图仍是将内外空间的冲突归本于性别空间的对抗）。所以，虽然从前后的关外抗敌与面圣救子两处可以看到余太君走出内室而通过介入公共领域完成了对家族男性的拯救，但本质上却仍是代表着女性所固守的内室本位对男性所代表的外室力量的依附。自然，对邓氏而言，也并非展现内室对外室的摆脱与决裂，这点我们将随后叙及。但仅就其所处空间自身而言，的确彰显了由内向外的空间延伸与建立。最后从二者于外室空间中建立历史功业的方式与依凭来看，佘太君凭借家族中的身份地位，获取了涉入外界名正言顺的位置与权力，又以护卫家族的责任名义介入到公共场域的事件与力量中。虽然古代女子从妇德的角度被规约静守于闺阁之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份的上升、家族地位的提升而涉及更广泛的事务持家，从而为她们生活空间向外界的自然扩展提供机会。而佘太君本身也是以宗族的长辈、封诰的德妇形象立于内外之间，获得立足朝堂、征杀战场的基石。可以说以妇德荣封而取得的较高的伦理等级代替了对佘太君直接的将才展现，为其介入公共领域提供依凭，而邓氏则以才智的展现完成其佐夫的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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