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忽百年：王国维先生与我
王国维先生是我的父亲。 1913年的冬天，我在日本西京（京都）出生。虽然前后两位母亲莫氏与潘氏，已育有四个男孩，也育有过四个女孩，但四位女儿都夭折了。我算是长女，因此，我最得父亲的宠爱。他说我是米里捡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
父亲为我取名字，也是煞费苦心，以前女孩儿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我家的女孩，不好养育，因此把我也排在男生的“明”字辈，取名“东明”。父亲工作之暇，常爱抱着我哼哼唱唱，随口就叫我“小姑娘”，全家跟着叫，“小姑娘”就成了我的小名。
七岁时，母亲要生六弟登明，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祖居海宁城内，房子很大，我一去就不想回上海的家了。
外公是前清的秀才，那时他在住家的大厅设私塾。学生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是唯一的女生。那些男生都很野，虽然入学时外公给大家介绍我叫“王东明”，可是他们听到家人叫我“小姑娘”，也跟着叫，有时还拍着手，扯着嗓子唱。我实在生气了，就向“外公老师”告状。我本想外公一定会重重地打他们的手心，谁知道他把戒尺在空中扬了一下，训了几句就算了。表弟表妹们比我小了不少，也跟着叫我的小名，我会狠狠地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表姊，叫我表姊！”
小名困扰了我的童年，一直到十三岁，母亲把我从老家接回北京时，家中帮佣都改口叫我大小姐，只有父亲母亲仍叫我的小名。父亲于 1927年逝世后，次年夏天，母亲携带全家返乡，住到外婆家。
十六岁，我上小学五年级，“王东明”才正式成为我的学名。自幼到老，人们对我的称呼，实在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初入南京中央大学时，英语老师郭秉龢教授向同学介绍我，说我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长女公子。因为开学时，郭教授出了一个作文题，好像是有关家庭的。我虽然没有写父亲的名字，但在内容上他看出了我的身世。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抗战开始，全家都住入上海租界避难，叔父王国华先生在浙江教育界颇有地位，很多省立中学的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困居孤岛，家长（老师）失业，子弟失学，因此由叔父号召成立私立浙光中学。我也跟着在学校服务，校舍简陋，设备谈不上，但教师却都是浙江有名的菁英名师。
江浙地区叫教书的人为“先生”，男女无区别，我虽不执教鞭，在校的人也叫我王先生。
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上海租界被日人占领，四哥纪明服务的海关，也遭日人接收。苟安已不可得，家人纷纷潜往后方。我和四哥、嫂子、侄儿，历经艰辛到达自由地区，在西安定居下来。四哥向西安海关报到，我则由友人介绍到中国银行与雍兴公司合办的子弟学校雍村小学教书。
抗战胜利，四哥随复员的队伍回到上海，待命接收沦陷区的海关。不久，他与西安税务司张申福等携眷来到台湾，接收高雄海关，接着母亲和松明妹也相继来台。
我留西安一年，学校同事都人心惶惶，我决定先到南京二哥高明家暂住，正好接到松明妹来信，得知高雄海关要塞及港务局要合办子弟学校，缺少人手，我就决定来台了。
两年后，由好友符琴、钮庭方伉俪介绍，认识了江苏盐城的陈秉炎先生。经过短暂的交往，母亲和叔父兄嫂等都认为适合，就在 1950年“双十节”结婚了。
秉炎是学财经的，又有会计师身份，对官场不太热衷。于是借机辞去公职，挂牌开业，我就成了他的助理。
台北市与中和乡仅一水之隔；当时中和乡是台北市的疏散区，大陆来台的人，纷纷到中和定居。秉炎由旧友相邀，也迁来中和，和那些住在附近的人们守望相助，倒也能安居乐业。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一个乡公所办理不了那么多业务，只有划分行政区，才能应付乡民的需要。我们住的地方被划为永和镇，靠南面的仍称中和乡。
行政区域划定后，我们永和镇的新镇民发起筹组永和镇消费合作社，秉炎当选理事主席，设立门市部和碾米厂。草创伊始，实非易事。
那时正逢八七水灾 a，市面上食米缺货。粮食局一度委托合作社办理户口食米配售业务，时间虽短，却也符合当时的需要。
稍早，“行政院”“中央”公教人员实物配给委员会已委托我们代办配送业务。对外配送业务由理事主席应对，内部业务一切由我担任经理，负责总管。
千里他乡遇故知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一次，在台北衡阳街上遇到一位老太太，她忽然走过来对我说：“你不是小姑娘吗？”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二三十年未见面的表姨妈。
彼此尚能认识，真是奇事。多少年没有人叫的小名，居然在台北的街上听到，亲切温馨的感觉，差一点流下泪来。
退休后，我迷上了京戏，本来只是爱听而已，现在居然有开口唱的机会，我不能放过。可是八十三岁的高龄，还能唱吗？总得尝试一下，于是我加入了台北老人福利协进会的国剧社。
说起学戏，我只学唱腔，就像唱歌一样。正好老人会国剧社的琴师贺肇黔先生能抽空为我说戏，我向贺老师说明学习的目标：只要我喜欢的，一两句也要学，至于其他演唱的基本功夫都不必教了。
开始学的是梅派的《凤还巢》，腔调板眼都练得差不多了，一上胡琴，腔调走了，板眼乱了，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慢慢地学了几段青衣，在票房唱的时候，总觉得声音低沉，比其他票友要低两三个音。虽不好听，但唱得还算规矩。
到现在，高音唱不上去，青衣很难唱，贺老师教了我几段老旦戏，如《钓金龟》《打龙袍》《徐母骂曹》等，最后索性连老生小生，也学了几段。在票房混了十七八年，可说是一事无成。但对我老年生活，助益很多，扩大了我的生活空间，也交了不少朋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垂暮之年，认识了这位喜爱京戏又爱阅读、写作的忘年之交 ——李秋月女士。她愿执笔为我记述平凡的一生，真是喜出望外，只是我年迈记忆力衰退，思考欠缺条理，李女士下笔困难必多，特此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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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陈力俊
王国维先生去世已经八十多年，不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一直都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仍然是一位饱学忧患之士。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的著作的流传，让我们更加思念。
——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方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