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舞蹈志”丛书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汇集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著名的舞蹈学者和专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和专业水准。

蓝凡，上海大学教授、著名艺术理论家。《艺术学》丛刊主编、《中华舞蹈志》（全国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全国总主编。曾主持完成全国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及省部级项目多项，现主持全国艺术科学重点项目、上海市教委社科项目各1项及横向项目多项。先后出版专著（主编）数十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蓝凡教授曾获全国艺术科学成果一等奖1项、国家图书奖一等奖1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项，多次获市社科和出版成果奖。

本书为“中华舞蹈志”丛书之一。“中华舞蹈志”丛书为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根据丛书体例，本书包括综述、志略、汉族舞蹈、满族舞蹈、蒙古族舞蹈、达斡尔族舞蹈、鄂伦春族舞蹈、赫哲族舞蹈、鄂温克族舞蹈、柯尔克孜族舞蹈、文物史迹、史料钩沉、人物传记、附录、图表等内容，并有插图近200幅，系统记述了黑龙江省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现状、内容形式、风格流派、衍变特色以及有关的节令风俗、信仰礼仪。语言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具有丰富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广袤而富庶的黑龙江，是由本地民族和后来的汉族及其他客籍民族共同开发创造的。尤其是汉族北居黑龙江后，对这里经济、文化的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上汉人流入东北地区曾有几次高潮：一次在金代和明、清时期，另一次则在民国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初时宁古塔东关就有32家店铺，其中有23家是流寓汉人所开。“南方珍货，十备六七”。康熙中叶宁古塔已有关帝庙、西庙、三关庙、既济庙、子孙娘娘庙、城隍庙、土地庙等七种庙宇。“嘉庆前后，突破封禁而来的汉族商人分为‘直隶帮’‘山西帮’和‘山东帮’等行帮。”（石方：《清代黑龙江移民探讨》，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三期）促进了黑龙江地区早期经济发展。“清代一百余万流人大军的戍边，不论在经济、军事、文化，或在民族融合等方面，对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吉林的开发与保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中华民国时期，汉族迁入黑龙江地区与年俱增。“由于关内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繁，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于是扶老携幼迁往东北，约有近3000万汉族人。迁徙路线多经辽宁、吉林进入黑龙江地区。”（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第五十六卷·民族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由于汉人数量大增，汉族不仅已成为客籍居民中的主体，在黑龙江十几个民族中，也形成了“反客为主”的新局面。查考汉族民间舞蹈在黑龙江的流布，也是与关内山东、直隶以及辽东等地北徙的汉族有直接关系的。这些舞蹈流入黑龙江地区后，与本地民风民俗相互交融，历时数百年之久，已在塞北边陲的黑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成为黑龙江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

黑龙江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民间乐舞文化。自远古时期的东夷歌舞，到清代的“莽式”、宁古塔秧歌，虽几经兴衰，有的甚而失传，但大部分民族民间舞蹈，始终与广大民众的命运维系在一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展，直至20世纪中期，黑龙江解放（1945年）时，仍盛传于北国大地。据1984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黑龙江卷》普查，全省14个市、地的60余个县中，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舞蹈约90余种。汉族民间舞蹈中的秧歌、高跷、龙舞、狮子舞、跑驴、旱船、推车、烧香跳单鼓及二人转舞蹈等，品种多，数量大，流传十分广泛，除少数民族集居地和偏远山村外，盛行于大多数以农耕为主的农村、乡镇和中小城市，是广大城乡节日民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娱乐节目；少数民族舞蹈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传播于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现分述之：

秧歌是最早传入黑龙江的汉族舞蹈。据《柳边记略》载：“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戛击相对舞，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傍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已。”这是清康熙间流入宁安、海林一带的“宁古塔秧歌”，距今已300余年。这种持棒敲击的舞蹈大都是从关内传来的，河北流入的《锣鼓高跷》中有握棒击舞的动作；河南的《戏秧歌》中有手持双棒在胸前对击的舞蹈，而《花鼓秧歌》中有持伞灯的伞头，与“宁古塔秧歌”中持伞灯卖膏药的前导极相类似。人物、道具、动作的相近，可看出秧歌从中原传入塞北的轨迹。流人杨宾曾作《上元曲》：“夜半村姑著绮罗，嘈嘈社鼓唱秧歌。汉家装束边关少，几队小儿簇拥过。”描述当时闹秧歌的活动情景。到清雍正年间，秧歌已风靡北部古城瑷珲。遣戍塞北的江苏流人杨锡恒以“倾城鼎沸闹秧歌”的诗句，感述当时盛况。

秧歌传入黑龙江后，经过与当地人民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相结合，已在群众中生根、开花。它虽源于农村，但并非为农村所专有。走入城镇后，由于其内容的扩展和形式的不断更新，增强了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和艺术性，也为城市人民群众所喜爱。传统秧歌不但在群众中世代传承，还因地域、民族、艺人等条件的不同，有所发展和创造。

康熙年间的“宁古塔秧歌”，是一支八、九人的队伍，只有扮妇女和参军四付架（东北俗称“上装”和“下装”两人为一付架），再加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后来在东北秧歌中出现了“达子官”。据依兰县李克忠（满族）亲见：“在头50余年，正月扭大秧歌，扮一个达子官，反穿皮袄，斜挎串铃，手握皮鞭，围着秧歌圈子跑，看谁扭得不欢，就使皮鞭‘抽打’。”那时候的秧歌不断吸收其他姊妹艺术来丰富自己。南部的双城和北部的依兰相距千里，而秧歌领头的都是“傻公子，头戴文生巾，身披大氅花衣，手拿八股扇子。‘逗丑’拿‘棒子鞭’（花棍），带大钱哗哗作响，头戴丑帽，上身粉衣镶大白边，红裤子，脸上勾丑脸。‘包头的’彩衣、裙子，围着各样花朵。老渔翁手拿鱼竿。老太太红裤袄，挎筐，拿大烟袋，头上绾疙瘩阄，两耳带大辣椒”。就是在同一地区，秧歌扮相也各有异。青冈县年逾古稀的老秧歌艺人“柴大舌头”（绰号）介绍，早期的传统秧歌，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领头者叫“拉衫的”，人物有青蛇、白蛇、小老妈、傻柱子、阔大爷、老?和唐僧师徒等。后来又受东北地方戏影响，在秧歌里加入了小戏《许仙借伞》《锯大缸》《小老妈开嗙》等，既增强了秧歌的戏曲成分，又丰富了二人转的舞蹈部分，两种艺术形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东北解放（1945年）初期，北部佳木斯地区的“悦来秧歌”颇为盛行。1947年，邓止怡等撰写的《东北秧歌初步调查》（载《黑龙江革命文化史料》第一集），涉及秧歌来源的传说、表演形式、人物扮相、组织人员、步法、队形、小场子、音乐、服饰、演出程序等诸多内容，是黑龙江地区最早、最详细的有关传统秧歌的调查笔录，对研究东北地区汉族地秧歌的流传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西部卜魁（齐齐哈尔）的“王屯秧歌”，刚柔相济，以泼辣、诙谐见长。在王连成（1928年生）等老秧歌艺人带动下，仍活跃在春节、元宵节等民俗节庆之中。据陈子方老人讲，清末“王屯秧歌”已有流传，距今约有200余年的历史。绥化一带有烧锅、油坊自办的秧歌舞队，被称为“糟腿子”“油漏子”秧歌。1945年东北解放前，哈尔滨曾有“秧歌会”，高跷艺人蒋义霖（1908年生）讲，表演者扮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甚为壮观，可惜已经失传。秧歌不仅在汉族中盛行，在长期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中也有流传。“据60岁老人付文祥（赫哲族）说，他小时候就扭过秧歌，不仅扭过‘地蹦子’，而且踩过高跷。”（见吕艺生：《赫哲族舞蹈初探》）1984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黑龙江卷》采编时，赫哲族老人尤树林还表演了一段《老汉推车》。据依兰的李克忠介绍，他小时候在双城看过锡伯族人高双禄扭秧歌，还看过满族流传的大秧歌。“这个大秧歌也叫‘跑花会’，由正月初二、三串各屯演。进屯先拜庙，后到‘屯搭’（屯长）家，再到各家拜年。到每家都得唱，各家赏钱。……如‘一进大门抬头观，观见你老灯笼杆，灯笼杆好比摇钱树，摇钱树上金马拴’。”（《满族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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