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朝戈金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丛书》：
口头传统历史很悠久，但是对口头传统的认识，特别是对它规则和特异性的认识，还是很晚近的事情。美国学者朱姆沃尔特总结说，在西方的学术史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有个叫作“大理论”的时期，出现了“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等理论，分别把口头传统看作一个民族的“档案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或者看作“文化遗留物”，它再现了人类的“原始知识”；乃至看作“远古的回声”，直到“语言疾病”等，赫尔德、泰勒、安德鲁·兰和缪勒分别是这些学说的领军人物。以阿尔奈、汤普森为代表的芬兰“历史一地理学方法”和以博阿斯为代表的“地域一年代假设”则开创了“机械论”的口头传统起源研究。前者的研究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书面文本地理分布的采集分析，后者则是口头文本的地理分布分析。
到了20世纪，有几个代表性学者，他们共同奠定了口头传统研究的晚近格局，其中两个开创者是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洛德。他们师徒俩共同开创了“口头程式理论”，又叫“帕里一洛德理论”。帕里是天分极高的青年古典学家，他通过研究荷马史诗，发现荷马史诗的表达形式是程式化的，是传统的，也是口头的。他进而通过类比（analogy）研究.就是寻找一个当代活形态的类似史诗演述传统，去检验他们对只有文字文本形态的古代史诗传统的属性和规则的推论是否正确。他们当时设计了一些极为精巧的田野验证模型，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他们总结说，一个史诗歌手从来都不是靠逐字逐句背诵来复述故事的，所以他们每次演述的故事都是既相同又不相同的。另外，他们发现，一个优秀歌手（往往是文盲）的现场创编能力和语词艺术运用的能力，是远远超乎当时人们的想象的。而且，他们总结说，歌手是靠掌握和灵活运用传统的“单元”，简单说，就是程式、典型场景（题旨）和故事范型——来记忆和掌握大型故事的。
一个不借助于文字而毕生演述史诗故事的大师，能够掌握什么样规模的故事呢？或者换句话说，在口头传统领域内，语言表达的规模和造诣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不久前去世的藏族格萨尔歌手桑珠，很好地回答了我们的疑问。他演述的《格萨尔》故事，经长期的追踪记录，形成了数以千小时计的磁带，在逐年的誊写中，已经形成的文字文本在陆续出版中，计划出版46卷，平均每卷400页，藏文散体排印。这是数倍于《红楼梦》的篇幅，而且，这还只是他故事曲库中的大约三分之二！他肚子里的故事，不仅篇幅浩大，而且情节曲折，语言丰富，韵律优美，达到了极高的语言艺术水准。
几年前我和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合写了一篇长文，刊发在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上，题目叫《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了五个问题，“何谓一首诗”“何谓典型场景或题旨”“何谓诗行”“何谓程式”，以及“何谓语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若是从四个彼此极为不同的传统——古希腊、古英语、南斯拉夫和蒙古——出发做出回答，就会发现，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有彼此差异或大或小的答案。这说明对口头传统的研究，需要首先以特定的传统为基点，去考察在更大的范围内，人类的精神现象为何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为何在相似的情境和条件下，不同的人会做出可能相似、可能不同的反应？拿口头传统来说，人类既共享许多相同的文类，如神话、史诗、故事、歌谣等，也会各自发展出一些独特的文类，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彝族的“克智论辩”，蒙古族的“好来宝”，等等。这也是人文学术的特点和难度所在，需要在分析性概念和地方性概念之间展开阐释和研究工作，需要既立足特定传统，又兼及其他传统，需要既是地方的和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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