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当代中国年画流变研究》：
民国以后，这两地木版年画作坊虽仍有新画样付印，但已寥寥无几，尤其是很难发现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年画作品。这就说明年画店铺已经没有热情从事年画新品的创作了，而是开始更多地以刷印门神、灶君、神马为主。这显然与石印技术的冲击有很大关系，而神像类年画承载的信仰相对于技术的更迭更具有明显的稳定性。由此观之，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以及不断更新的印刷技术，传统只能一步步向后退让。
吊诡的是，沿海使用石印术的年画作坊，虽然也曾兴盛一时，但很快就因为近代印刷技术的频繁更新而迅速过时，不得不退出市场竞争。杨柳青义成永画店，因见使用石印技术获利甚丰，于是也拿出多年积蓄购置机器、聘请技工，但铜版、胶版印刷术接踵而至，而且印刷效果更好、印刷品的价格更低，石印很快就落伍，直接导致重金所购置的机器几近报废。内陆的年画作坊仍基本延续着传统木版年画的制作方法，比如四川绵竹、河南朱仙镇和滑县、山西平阳等年画产地。作为手工业生产的雕版技术由于无力与机器竞争，只能转向农村市场，但是“落后”的印刷技术似乎并未妨碍这些地方年画的销路和销量。因为“敬神之俗认为木版刻印者才是神符”，只有手工印刷的年画才能保留“神性”，同时镇宅辟邪、迎福纳祥、敬神祭祖的年画关乎信仰，所以这些地方木版刷印的年画在乡村地区还保有一定的市场。
非物质层面，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渗透、入侵，各式各样的文化消费品纷纷涌人中国沿海地区。在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民的收入增加了，人们的眼界和文化素养也有明显提升，但传统公序良俗的约束力有一定下降，民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品位趋于多元化，传统年画单一的审美情趣、一成不变的图像语言已不能满足民众精神层面审美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内容和形式颇有新意的“月份牌”等商业美术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流行开来，迅速吸引了沿海市民的注意力。年画的大众性使其具有一种开放性，但凡工具材料、技术手段、市场需求、社会生活、民俗信仰发生变化，都会促成年画的变化。所以市民阶层审美观念的转变不能不影响年画生产。为了抓住这些逐渐流失的传统消费群体，传统年画也在一定程度上谋求自身的改变，但这些改变更多的还是步步退让，无论是体裁形制还是技艺原料都在逐渐缩减，最终丧失自我，转寻小农经济依然十分坚固的农村作为销售市场，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尽管社会经历从传统而近代的巨大变革，但年画销售模式的变化倒是不大，不管是三大年画产地，还是地处乡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年画作坊。总体看来，各大木版年画产地对外销售年画的方式，主要有批发和零售两种。这普遍见于中国各年画产地的匦店。批发一般只针对商贩、画贩，大致有以下途径：一是画贩个人推着独轮车或赶着马车前往画店，把提前定做的年画用车拉走，也就是所谓的“上门进货”。有些大的画店、画局，还备有客房，为商贩提供吃住。因为销售量比较大，画店往往赶制不及，商贩只好住在画店提供的客房直至年画制作完毕。应该说，这是在各个年画产地较为常见的一种批发方式。二是商贩到画店在某个地方开设的店铺或临时柜台取货。这种方式多常见于年画店由于生意兴隆，为了扩大年画销路，于是开设“分店”，亦可称为“异地设点销售”。但是这些“分店”一般只卖画而不从事年画生产。山东杨家埠晚清时期生意兴隆之时，有多家画店在济南、泰安、青岛等地开设年画店铺。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情况。三是画店按照画贩提供的订单制作年画成品，之后通过邮局邮寄，画贩收到后再将剩余货款通过邮局汇款给画店，这称为“坐店销售”。这种方式倒是年画倾销的一种新方式，因为1896年3月20日清朝光绪皇帝才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这种“坐店销售”显然是伴随中国近代社会事业的开展才逐渐出现的一种新的销售方式。总体看来，每年农历十月到腊月底是画店集中对外批发年画的日子。批发是画店最重要的销售方式，其所占份额也最多。零售通常只在腊月到新年之间，由画店伙计或画贩（前面提到的批发商属于其中之一，更有二道贩、三道贩）走街串巷，卖给当地老百姓。就绝大多数乡民而言，他们购买的年画多来自集市。乡民很少与真正制作年画的艺人接触，但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年画，喜欢什么样的画作，年画艺人却通过与批发商和画贩的交流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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