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构转型中的困惑：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
生产与消费是构筑经济生态的基础。价值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从需求层次看，粮食为最基本的需求，其需求弹性较小，拓展空间较为有限，意味着粮食问题解决后，多产粮不能实现脱贫致富，需求更多体现在对生活用品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主要依托工业生产，由此拓展人的需求空间。价值体现为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因而，价值实现是社会运行的标尺或尺度。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使社会趋向均质化（如利润平均化），因而，市场决定也是社会民主的基础，而技术创新不断打破这种平衡趋势，甚至破坏既有的价值体系，从而获得盈利空间，由于技术效应，拓宽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发展。
从整个工业生产环境看，生产与消费处于地域分离，因持续剩余劳动力的补给和生产产品的输出，使得系统处于受控、劳动价值处于扭曲状态。在结构层面上，农业劳动价值的扭曲也钳制着整个扭曲的社会劳动价值的回归。价值扭曲引起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也造成技术成本大于现实的劳动成本，不适宜技术效率的改善，另外，系统的利益输出抑制着民生改善，造成社会“未富先老”的困局。价值扭曲易造成勤劳不能致富，导致基本价值标准的困惑，影响着劳动者情绪，最终引起社会价值观的扭曲。社会财富源于劳动创造，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发展工业，须将贫困人口纳入工业生产体系中，提供就业机会，创造财富和享受福利。
当前，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结构问题，解决结构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价值实现是在生产一消费的结构系统中实现，而系统因输入、输出，呈“受控”状态，维持着一种“受控”条件下的平衡，使得整个系统丧失结构自组织能力，即生产与地域经济圈的关联性不大，亦不利于形成生活圈和经济圈乃至文化圈。城镇化适应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需要，亦即效率的实现，通过集聚提供优质的城市服务，便构成广义的价值实现。
很多学者仅从微观经济视角谈农民增收，强调农民学技术等，也有把农业粗放经营归因于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下降。农业现代化看似一场农业生产的技术变革，其实是一场社会结构变迁。农业现代化也仅是近年因结构转型的量变积累而变得必要和可行。农业现代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种粮有利可图；二是大量农业人口必须脱离土地束缚；三是技术能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后期发展，需要工业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设备。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构想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因科技尚未能达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先合作化再农业现代化只是逻辑上的先后，又因人民公社去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伴随城乡一体化制度构想终归破灭。工业拓展了人类的需求空间，因高效生产而获得高收益，进而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在外需拉动的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因收人多元化，而改变单纯以多产粮的依赖，农民可通过消极生产，形成农产品价格机制。当农村剩余劳动转移达到一个平衡点时，务工收入与农业经营趋近，价值回归导致劳动价格上涨，因农村请工成本高导致农业生产趋向粗放经营，导致粮价上涨。粮食价格持续上涨，有益于农民增收，但不依赖生产效率提高的涨价机制无益于社会发展进步，增加了城市家庭的负担，同时，引起与金融政策无关的整个社会物价体系循环式联动涨价潮。
农业部门对于容纳劳动力的弹性较大。农业劳动剩余与否，不能以土地投入劳动的限度来界定，而是基于价值视角的产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平衡的需要，即围绕劳动价值实现。通过市场化生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实现粮价理性回归；通过收入增加带来其他生活需求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活跃，即所谓的经济内需拉动，进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即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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