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行故事》：
我是山西农行学校的一名员工，从1979年入行到现在整整有40年。对我个人来说，经历的工作太多，但大都淡化了，唯有第一次登台讲课让我终生难忘。
我记得，有一天教务科突然发给我一张表，发表的同志说想征求一下意见，问我想不想任几门课的兼职教师。当时我犹豫了，一系列的问号挂在我心头：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能不能坚持下来，我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能不能让学生听懂，这么繁重的讲课任务会不会影响烦琐的办公室工作。说实话我有点胆怯。我带着这些问题找到有关领导，领导说学校任务重，存在的困难多，我们都得克服，教学和行政管理的矛盾冲突也肯定存在，但自己必须学会调节，做到教学和行政工作两不误。没有太深的理论，没有过多的思想工作，更没有强硬的态度，一番谈话后我就接受了。那时候讲工作没有条件，工作不能讲条件，组织需要就是命令，一旦组织决定了的事，不论任何人都会无条件地服从。
分配给我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两门课。要用一个月的假期进行备课，下学期开学我就得登上讲台。
这一个月我过得好辛苦！
正好是寒假，除大年初一参加学校组织的团拜外，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办公室度过。
讲好一堂课不是那么简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我首要的任务是备课，第一次备课我付出了比他人多倍的精力。第一，没有现成的讲义供我使用，我得自己编写。第二，从来没有登过讲台，没有讲课的经验，我得学会掌握讲课技巧。第三，更重要的是没有系统地熟悉过课本内容，虽然这两个学科我以前也学过，但只是熟悉一些大概内容，应付考试还行，要给学生系统地讲授还远远不够，我必须尽快通读和研读教材，掌握好整个教材的内容体系，做到学通吃透，然后才能编写教案和讲义。因此，一个月假期陪伴我的就是这两本书，走到哪带到哪，吃饭看书，走路看书，睡觉看书，甚至上厕所也看书。遇上不懂的就请教别人或听磁带、看录像，直到把问题弄清楚为止。两本书不知道翻阅了多少遍，开学的时候，两本书已经被我批改标注的不成样了。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已经破烂不堪的这两本教材。
熟悉了课本，接下来的事就是教案编写。首先要根据课本的内容和课时量写出每门课的授课大纲，在此基础上写好每节课的讲义稿。为了写好讲义稿，丰富讲课内容，我到书店购买了几盘专家讲授录音带，从教务科借出录音机在办公室一遍一遍地听，将比较好的内容记录下来，以丰富我的讲义。为了使讲课内容生动，我又从其他相同教材中摘录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放在每节课的讲义中，比如在写“相对论”一节的讲义中，我从具体的事例人手，如“下雨天”是好事还是坏事，结论是相对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如果你正在室外打球，那你一定认为是坏事，因为下雨影响了你的活动。如果换成一个农民伯伯，在久旱无雨的情况下，下雨就是一件好事，因为雨水有助于禾苗生长。类似这种专用名词概念很多，如普遍性、特殊性、绝对性等，这些概念单纯地从理论上来讲枯燥无味，但从生活中找到事例就好理解得多。
所以，用事例说话是我编写讲义的重要特色。经过实践，我感觉效果很好，在后来的教学中，不论讲什么课，教学案例都是我必须收集和使用的，它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一些浅显的道理。
编写好讲义，只完成了备课工作的一部分，由于是首次登台讲课，如何讲，时段如何分，能不能在45分钟的一节课中准确地把准备的教学内容讲完，自己心中没数。节奏快了怕下课早，影响其他班上课；节奏慢了怕讲不完也影响别的老师上下一节课。因此，必须学会掌握进度和讲话频率，为了掌握好进度，我在办公室对着窗台自己试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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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每个人的岗位和分工不同，但大家都是农业银行这座恢宏大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农业银行企业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