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唐纪>史源研究》：
四、评论
与前三个方面有所差异的是，针对唐史做评论，直至宋代才开始出现专门的著述。除了《通鉴》，唐史史评类著述以范祖禹《唐鉴》和孙甫《唐史论断》的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范祖禹，曾参与《通鉴·唐纪》的修撰，并依据《唐纪》间下评论，成《唐鉴》十二卷。该书于元祐元年编成，共三百零六条，是对唐高祖至哀帝间三百余年史事的评论。其体例，先引《通鉴·唐纪》原文一段，紧接着进行评论。该书于哲宗时上奏，后高宗对讲官日：“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唐史论断》三卷，宋孙甫撰。该书是孙甫针对自撰《唐史记》所作评论，共九十二条。《郡斋读书志》记载，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均以该书“议论精核，以为旧史所不及”。此外，《通鉴》成书前，宋人所撰唐史评论之书还有王居中撰《唐论》二卷、适适先生《唐史评》三卷等。
上述四个方面基本可以反映《通鉴·唐纪》编成以前，唐代以来史家撰述、研究唐史的大概。最终，这些成果成为《通鉴·唐纪》成书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研究、撰修的唐史著述虽多，然均未能完成总结唐代历史的任务，直接促使了《通鉴·唐纪》的编撰。上文已经谈到，五代人对于唐史的总结，成果极为有限，且不为后人所认同。至于宋代人总结唐代历史兴衰的成果，因并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而最终未能完成宋朝政府总结唐史的任务。
宋代以前，本朝总结前代历史的任务通常是通过编撰纪传体正史来完成的。而且，待书修成之际，皇帝或下诏褒奖，或赐序，甚至亲自参与编写。凡此种种，均体现了君主对该书的认同。唐人修《晋书》，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贞观），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而五代以来，所有编撰、研究唐史的著述中，纪传体正史仅二部：刘昫《旧唐书》和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旧唐书》编撰于五代乱世之际，史源有限，存在剪裁失当、义例不一之陋，故该书多受苛责。宋朝政府自咸平三年起，即已准备重修《唐书》。嘉祐五年，《新唐书》成。然宋仁宗对此书并不满意，后仁宗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可见宋代君主对于《新唐书》并不满意。
宋代君主之所以不满《新唐书》，乃在于后者未能符合君主对于史书的要求。开宝六年，宋太祖下诏修《五代史》，此诏基本可以体现宋代君主对于史书功用的认知：垂楷模于百代，正褒贬于一时。同时，宋人一般认为，史书的资鉴功用必须建立于真实可信的基础之上。《新唐书》之失，则恰在其书多抵牾、错漏。欧阳修等修《新唐书》，在人手配备上存在巨大问题。且不说欧阳修与宋祁二人相互不满，二人所修撰之内容相互抵牾、重复，义例不一，即便是吕夏卿等辈，亦自撰他书以表己志。《新唐书》在修撰过程中纷繁复杂的人事纠纷，严重影响了该书的质量。虽曾公亮等曾自赞《新唐书》“文省而事增”，然书中大量存在随意删减的情况，大量删减、改写制诰奏议，甚至于因一味求简而造成文意混淆。试问一本谬误如此之多的史书，如何承载其资鉴功能，以至于温公修《通鉴》时，《新唐书》并不常见，而司马光上奏乞求赐书。
《通鉴·唐纪》则与此完全不同。温公修《通鉴·唐纪》，自有一套法则：先由刘敛、刘恕、范祖禹三人分别负责编撰，最后由司马光一人统一体例、剪裁熔铸。全书编撰分为三大步骤：先编丛目，再成《长编》，最后定稿。《通鉴·唐纪》总共参考书籍二百一十一部，外加散篇文章四十二篇，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全书重视史学考证与系年比事，除了《通鉴》正文，司马光还编有《通鉴考异》《通鉴目录》等书。宋代君主对《通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温公先编有《通志》八卷，上呈后得到高度赞誉，宋仁宗下诏继续编撰，并“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可谓是“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以至于王安石变法，温公左迁，仍命继续修书。书成，宋神宗御赐名日《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该书虽非纪传体正史，却在北宋时取代了两《唐书》，完成了宋代君臣总结唐代历史兴亡的任务。此书之后，宋朝再也没有由官方组织修撰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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