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抗战研究文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宜昌市政协与中共宜昌市委党校课题组编辑《宜昌抗战史料汇编》即将蒇事。我作为专家组组长，曾在2014年11月参加了该课题结项审查，深感欣慰。宜昌的朋友邀我为该书作序，辞而不得，方勉为援笔为文。
今年是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又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宜昌抗战史料汇编》既有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级形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把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作为“大陆政策”的主轴。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王国，1894年7月挑起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并在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回报，从此战争机器就一直在转动，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日本为了转嫁和化解国内因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陆续侵占东北三省全境。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挢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最终爆发。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暴行屡发，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战争灾难，罄竹难书。
面对日本侵略军踏人国土，中国人民不能不奋起抗战。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战争。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形成战略的配合，与凶恶的日寇鏖战八年，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八年抗战初期，由于国力悬殊，华北沦陷，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汉接连失守，陪都重庆岌岌可危，宜昌旋即成为陪都门户。1940年6月宜昌失守，蒋介石极为震惊，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率其所辖第十、二十六、三十三集团军及江防军等部队，与日军第三、十三、三十九师团鏖战于宜昌及周边地域，先后发生了1941年9月的“宜昌反击战”、1943年5月的“鄂西会战”、1944年6月的“夏季攻势”等战役，其中，“鄂西会战”的胜利尤其具有重大意义，此战一举粉碎了日寇自宜昌西窥陪都重庆的图谋，在中国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奠定了战略反攻的基础。
宜昌学者提出了“宜昌抗战”概念。我在听取汇报以及阅读若干史料后认为这个概念是值得研究抗战历史的学者注意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日军一路西进，正面威胁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宜昌自此成为拱卫陪都的战略支点和战役中心。宜昌地处长江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自古为“川鄂咽喉”，兵家必争。武汉失守，这一战略地位再次凸显。
1939-1945年期间，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信阳、南阳、随县、枣阳、襄阳、荆州、常德、益阳等地在内的近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日两军进行了6年之久的拉锯、抗衡，以争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地区和陪都门户的控制权，这一局面对国民政府能否坚持抗战是个严峻的考验，因此鄂西宜昌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在于占领宜昌，控制长江水道，逼降重庆政府，早日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目标未能达成，但控制宜昌，亦可以威胁陪都安全，分化中国抗战力量。坚持宜昌抗战，东可以威胁日军控制的中心城市武汉，西可以阻止日军西进的战略态势，拱卫陪都重庆安全，中国的这个战略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宜昌一度成为战时全国交通枢纽和重要的战略中转站。早在1938年10月，上海、南京、武汉接连失守后，这三大城市乃至全国各地西迁的重要物资、人员积压在宜昌，在40天时间之内，全部安全转运内迁，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称之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沦陷后，经长江出川的弹药、粮食、被服等军需物资在三斗坪、香溪下船，由人力背运，从宜昌西部、西北部、西南部山区，分送供应第五、第六、第九战区，“铁肩队”的事迹，至今还在民间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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