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特典017·源平合战：日本武士的崛起》：
第一节 平安时代
遣唐使盛行之时，佛教经唐朝传入日本，受到日本贵族的欢迎，并兴建大量寺院，这些佛教寺院拥有广阔的良田与大量的贵族信徒，到了奈良时代末期，奈良京附近的佛教势力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这些佛教寺院以大寺院兴福寺为首，积极介入朝廷的政治斗争——“藤原广嗣之乱”“法王道镜乱政”等事件中，闹事的主角里都有这些和尚的影子。
天应元年（781），光仁天皇之子桓武天皇继承了皇位。桓武天皇当政时期，朝中旧贵族们的钩心斗角不减反增，受够了政治斗争的桓武天皇决意要迁都他处，摆脱奈良京附近的寺院大地主以及贵族大地主势力。桓武天皇首先看中的是位于山城国的长冈，为了营建长冈京，桓武天皇下令将古京城难波京拆除，而拆下来的材料则直接运往长冈。然而，长冈京的修建并不一帆风顺，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发生了“藤原种继暗杀事件”以及“早良亲王事件”。藤原种继是桓武天皇宠信的大臣，而早良亲王则是当时的皇太弟，这两人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死去，给当时的政治局势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相传早良亲王遭到桓武天皇的诬陷含冤而死，结果化作怨灵诅咒桓武天皇。这段时间里京城灾祸不断，异象频生。最终，不堪骚扰的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794）再度迁都“新都平安”，平安京的落成，象征着日本“平安时代”的到来。
日本的平安时代，是一个优雅而又神秘的时代，传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冒出了早良亲王、平将门等怨灵，还出现了如安倍晴明这样名震天下的阴阳师、藤原道长这般杰出的政治家以及赫赫有名的讨鬼将军源赖光等贤能之人，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保卫国土平安，使国家太平。然而，这“太平”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混乱而又肮脏不堪的纲常伦理丧失、贵族骄奢淫逸、朝廷制度崩坏的时代，而最终推翻腐朽贵族政治的，则是被贵族们瞧不上的两个低级的武士家族——河内源氏与伊势平氏。
在奈良时代前后，日本天皇为了打击贵族势力，加强国家与天皇的权威，颁布了《大宝律令》等法令，实施“班田收授法”，严格制定官制。然而，日本进入平安时代之后，因为天皇外戚藤原氏的干政，使得原本维持朝廷运转的律令制走向衰弱。外戚藤原氏出任“关白”以及“摄政”把持朝政，年轻的天皇不甘心受到藤原氏外戚的控制与折磨，在壮年便宣布退位，成为上皇，并于朝廷之外开设“院厅”，政治中心逐渐由朝廷转移至上皇的院厅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院厅颁布的命令“院宣”的权威与执行力大大高于朝廷颁布的天皇的命令“纶旨”，原本应该以天皇为首的“国家政治”也变成了由上皇统治的“家族政治”。
“摄关政治”与“院厅政治”均是无视朝廷律令的产物，这些统治者们，为了争权夺利，不顾朝廷律令，大量任命律令制以外的官职，使得原本只是临时替补的令外官常设化，大大打击了天皇以及律令制的权威。在摄关与院厅当政的时期，令外官职能与原本的律令官职能重复时，往往是以依赖藤原氏或院厅为主的令外官占据上风，令外官的盛行，加速了朝廷律令制的崩坏。
与此同时，皇族与贵族们也不断给自己“挖掘坟墓”。
首先是日本义务兵制度的解体。
原本按照律令制的要求，日本的各个令制国内均设有常备军团，平时维护国内治安，战时调往前线参加对虾夷人的战争。到了平安时代中后期，因为对虾夷战争的减少，各国的常备军团成为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经济压力，朝廷宣布废除诸国的军团制度，代之以人数相较军团制减少的“健儿制”。健儿制的推行，使得各国的经济压力大大减小，但是军事力量的削弱，却让治安问题成为各地的一大主要问题。
与军团制同时崩溃的，还有律令制下的班田制，原本班田制应该是由国家班地给百姓耕种，百姓死后将土地交由国家重新班田。可是到了平安时代，许多百姓私下买卖交易国有土地，再加上徭役沉重，又有许多百姓出逃开垦新田自己耕种，使得国家无田可班，班田制在延喜二年（902）名存实亡。许多拥有新垦田地以及靠私人买卖得来田地的人，变成了拥有庞大庄园的庄园主。这些庄园主通过开垦新田，买卖土地，甚至武力吞并土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建立私人武装，保卫庄园，而这些庄园的保镖，便是武士的原型。
班田制与军团制的解体，标志着朝廷地方政权的瓦解，地方势力根本就不把朝廷派来的文弱官员放在眼里，朝廷在地方的征税也难以为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国司请”制度。该制度将一国赐给某个国衙作为受领领地，国司为朝廷在地方征税，再上缴给国家。国司一般由在地方上有兵有粮的武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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