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史学 2020年第2期（总第30期）》：
三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辩证分析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史料方法应用不充分，就会在历史的具体细节上描述不清、定位不准，就难以确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可靠历史基础，而如果不具备可靠的历史基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可能是任何别的知识，却绝不可能是历史知识。比如有的研究者在具体政治思想事实发掘不充分的情况下，过分着力于所谓“常道”的发掘，其研究成果就更像是哲学知识，而不太像是历史知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追求历史知识的学术，除了要以史料方法谋求具体性的历史事实的认识之外，还要谋求价值性认识，将事实呈现和价值分析辩证地结合起来，即“研究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还要考察它的价值”，以明确的价值标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各阶段、各方面、各环节等，给出一个恰当的价值评判，确定其在当时的社会价值、后世的历史价值及普遍的伦理价值，“政治思想史不作价值分析，政治思想史就会变成一笔糊涂账”。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于对史料的充分占有和理论分析，但并不排斥价值认识，虽然有价值认识，却并无由此而来的视线遮蔽及判断扭曲，反而使认识的结果更加完整。“价值认识是一个基于事实认识又较之事实认识更为深入、更为重要的一个认识层次”。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认识，是其作为历史知识及政治知识的必要属性，其主要的目的是正确地认识、合理地评价、恰当地借鉴，以便在学理上完善、丰富和发展作为整体的政治知识。价值认识作为一种认识之结果，迥然不同于一般的价值判断，后者只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并不构成对其他事物的认识，前者则是对政治思想事实等价值属性的认识。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理论分析上，妥善处理了价值认识和价值判断的关系。价值认识中固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否则就不构成价值认识，但是它存在的基础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价值属性，它是作为理性认识的结果而存在的；价值判断则是一种纯粹的价值尺度，它往往表现为研究者的价值偏好，通常它都是作为认识的前提存在的，研究者如果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出发，就会因研究者的价值偏好而见其所乐见、闻其所乐闻，并造成认识结果上的“自蔽”，生产出片面性强、偏颇性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这是因为“做学问的人超脱不了个人的价值判断，就没有了对事实的全面了解”。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属于历史，这既是因为政治思想是整体性历史的必要组成部分，缺乏政治思想内容的历史知识在形态上就很不完整，而这种不完整甚至会导致历史知识中某些关键环节的关键问题难以理解，也是因为政治思想自身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历史属性，一定的历史阶段只能产生一定的政治思想，一定的政治思想也只能出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在政治思想史上，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绝对普遍性，任何政治思想都首先是具体的、历史的，而后才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和空间范围内具有一定限度的普遍性。⑦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辩证分析还要求将研究对象的政治知识属性与历史知识属性结合起来。与有些研究者着力于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常道或政治理论的高度普遍性相比，刘泽华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分析其中的历史规律，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规律性认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规律性认识，首先是普遍性历史规律的认识，比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与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规律。刘泽华先生对这条基本规律的遵循，集中表现在他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研究。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