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地缘政治的结构主义解析》：
为给当时美国的地缘战略和对外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他进一步提出全世界共有三大力量核心区：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区、欧洲沿海区域和亚洲东部的沿海地带。而对南北美洲和亚欧大陆心脏区域及其相应边缘地带的战略争锋则是各强国对世界政治主导权展开争夺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他在其理论阐述中新增了一项范畴，即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对抗。也正因如此，其理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即为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之下，如何实现新旧两个世界间实力的动态平衡。
在其理论中，他强调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动，不同区域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是存在差别的。这体现在，他认定当欧洲作为世界权力中心时，欧洲边缘地带的均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产生直接影响；但当美日两国的相继崛起已经使得世界各地区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化之后，边缘地带权力中心所在的位置也必然发生明确的改变。同时，由于欧洲和远东是边缘地带中两个最重要的实力中心，因此这两个区域内的权力的集中或分散状况，是否存在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等情况，必然对世界其他区域的海陆强国的安全利益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当然，以今天的目光审视，斯拜克曼理论的不足之处已相对明显。主要集中在：首先，当今世界的任一边缘地带国家或国家联盟在自身同时面临来自海陆两方面压力的处境下，能够将重要的边缘地带全部集中起来，并且在此过程中不受到来自心脏区陆权大国和美洲海权大国的干预，这种局面的现实可行性过低。其次，边缘地带自身的脆弱性。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战略空军和洲际导弹等远程武器系统的发展，边缘地带这种最破碎且其内部存在显著地理差异的区域将更易于被突破。最后，内陆交通的重要性与通达度日益提高。随着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人类克服内陆复杂地貌不利因素的能力得到强化，边缘地带所具有的相对地缘优势不断下降。
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适者生存”的观点大大改变了人类政治、社会运行的模式。“20世纪的政治地理学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政治上和认识上非常动荡不定的时代。它的特殊形式受两个特定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日益增长的这样的信念，即认为社会的重大变化不可避免甚至令人向往。其二是为了对这些变化提供解释、论据和指导，越来越多的人文科学的研究者更普遍地深信科学理论，特别是生物学理论的重要意义。……人类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老信念让位于生存竞争的与生俱有的进攻性。”①有别于古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天赋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宿命式的决定作用.在拥护决定论地缘政治学家看来，特定的地缘空间内所包含的领土、资源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缘要地甚至距离都成为了国家权力来源的地理基础。譬如，“拉采尔认为，国家作为有机体遵循其领土增长和发展的法则。国家为了发展，就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这种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攫取统治地位”①。因此，在一个竞争性的国际社会中，对于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地理空间”的控制，便成为了国家的重要权力来源。在地缘政治环境决定论的倡导者们看来，上述的“地理空间”是国家得以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形成战略优势的权力基础。拉采尔强调国家对于生存空间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将生存空间视为国家权力的来源。马汉所强调的国家“制海权”的重要性，就是将对海洋空间的控制力视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条件。与之相似，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以及斯拜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其实质都是提倡国家通过对于地理空间的控制将地缘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权力的优势。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空间等同于权力，而攫取地理空间的控制权，将决定国家的生存、发展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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