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晗之，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兼职研究员，全球基因组学与健康联盟个人会员。研究领域为全球治理与全球公共政策。在Global Govema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当前，很多全球治理议题领域都存在重叠且彼此没有层级关系的治理机制，这一现象被称为机制复合体。作为全球治理研究的前沿阵地，静态的机制复合体现象已经受到很多关注，然而学界却鲜有对机制复合体动态演变规律的探索。《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变：人类基因信息议题探析》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框架揭示机制复合体的演变模式和演变动力。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基因信息治理历程进行长周期过程追踪研究，分析在基因技术跃迁引发的关键时刻中，具备不同类型权力与制度逻辑的治理主体如何引发机制复合体的历次演变。《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变：人类基因信息议题探析》为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理论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并在实践层面为完善新兴技术的全球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变：人类基因信息议题探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早期对基因组测序进行资助的各国科研资助部门，开始面临新一轮更为艰巨的选择。早期的经费投入仅仅使得科学家们完成了很少部分的基础性工作——到1998年为止，全世界科学家只完成了3%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对于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梦想还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最早支持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国家科研资助部门，选择减少或者完全不再追加进一步的资金支持。例如，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在这个时期完全终止了对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资助。据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英国科学家回忆（Sulston and Ferry，2002），“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起初得到英国政府科学和技术办公室的资金，用来支持英国推动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然而讽刺的是，英国政府是第一个将钱花在基因组计划的国家，五年内每年提供200万英镑的资助，但此后却再也没有对大型的人类基因组测序进行资助。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开启了整个英国基因组测序领域，但此后作用却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在人类基因组测序中投入最大的美国科研资助部门——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对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资助出现了动摇。据资料记载（Sulston and Ferry，2002），1996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资助委员会对于是否继续支持人类基因组测序产生了异议，认为立即花费大量的资金是一个错误，三年以后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法来进行基因测序。经商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决定再提供20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但要在1998年审核其研究进展以后再决定最后阶段的资助战略。然而就在1998年，一场更大的风波导致美国的科研资助部门甚至有可能撤回人类基因组测序的资助。上一章分析了美国推动人类基因专利授权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生物技术领域的私营企业开始纷纷进入基因测序领域“淘金”，对获得的基因序列申请专利。曾经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的科学家文特尔，此时已经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参与之前研发ESTs测序仪器的珀金一埃尔默公司，并组建名为赛里拉的子公司。这个公司在1998年推出了新一代“毛细管”测序仪，速度和自动化程度都更高，并投资了3亿美元，宣称以一种新的方法在3年内（即2001年）就能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并且总花费将在1.5亿到2亿美元（Roberts，2001）。与此相比，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预算高达30亿美元，在1998年已经花费了2亿美元但只完成了3%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因此当时很多人怀疑是否能够在2005年之前完成测序工作（Wade，1998）。赛里拉公司的这项计划对美国政府的公共资助决策造成了冲击。文特尔在美国纽约时报连续发表文章，质疑“既然私有企业能够更快更好地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为什么还需要用纳税人的钱进行人类基因组测序”。这个观点很快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舆论争议。美国国会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继续资助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
　　中国科研资助部门的参与过程和上述国家相比有些特殊，但同样体现了非常谨慎介入的行动态度。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关于是否要进行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讨论，但此后十年中一直出于观望状态而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998年，在几位留学归国科学家的争取下，得到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成立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但即便如此，中国科学院能够投入的经费仍然非常有限，据资料记载，当时中国科学院投入了1000万元人民币，其余则是几位科学家“自掏腰包”花费自己的积蓄2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测序仪器等（杨焕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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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全球治理的概念与理论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相关概念辨析
第二节 全球治理中的机制变迁
第三节 本研究的理论定位

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路径
第二节 个案内的过程追踪研究
第三节 机制复合体演变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四节 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具体方案

第四章 人类基因信息治理的机制复合体
第一节 人类基因信息的全球治理难题
第二节 人类基因信息治理的机制复合体及其演变
第三节 关于人类基因信息治理的已有研究

第五章 20世纪80年代的机制复合体演变
第一节 技术突破引发新的治理问题
第二节 关键时刻的主体行为选择
第三节 相关主体的行为动机
第四节 主体的权力行使条件
第五节 机制复合体的演变结果
第六节 小结：机制复合体的演变动力分析

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的机制复合体演变
第一节 技术突破引发新的治理问题
第二节 关键时刻的主体行为选择
第三节 相关主体的行为动机
第四节 主体的权力行使条件
第五节 机制复合体的演变结果
第六节 小结：机制复合体的演变动力分析

第七章 进入21世纪的机制复合体演变
第一节 技术突破引发新的治理问题
第二节 关键时刻的主体行为选择
第三节 相关主体的行为动机
第四节 主体的权力行使条件
第五节 机制复合体的演变结果
第六节 小结：机制复合体的演变动力分析

第八章 人类基因信息治理的机制复合体演变模式和动力
第一节 人类基因信息治理的机制复合体演变模式
第二节 人类基因信息治理的机制复合体演变动力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第一节 主要结论
第二节 理论贡献
第三节 现实启示
第四节 研究局限与空间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