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汉基，中山大学政治学副教授，1971年在香港出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博士，“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和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专攻中国政治思想史，已出版专著《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战后台湾，1919–1969》《社会失范与道德实践：吴宓与吴芳吉》、《混沌中的探索：殷海光的思想困境》三部，编注《徐复观杂文补编》六册、《徐复观家书（1963-1981）》《牟宗三先生全集》其中五册、《李春生著作集》五册。2014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穀梁》政治伦理探微”立项，已结项准备出版的专著《〈谷梁〉政治伦理探微——以“贤”的判断为讨论中心》，在2020年出版的还有和《门户以外——〈春秋〉研究偶识》）。

《经学通论》是清末今文经学代表皮锡瑞晚年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经学通论》的许多内容被列入教科书，呈现出以皮锡瑞所言是非为准的局面，不论其论证背后是否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深入的剖析。这也是今日经学研究无法走向成熟的原因之一。基于此，本书将从 皮锡瑞“《春秋》改制”思想为讨论的起点，分别从素王立法、经史之分、微言大义、借事明义四个观点出发，梳理皮锡瑞的经学观点，检视其论述是否有足够的依据。依本书的研究结果，至少在《春秋》的研究上，《经学通论》的某些观点欠缺一定的文献论据，不宜取信。这对于今日的经学研究具有一定的补正意义。

在学术界，皮锡瑞不是陌生的名字，对他也不欠缺基础的认识。很可惜的是，现行有关皮锡瑞经学著作的研究，尚在起步的阶段，涉及《经学通论》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

（一）门户立场的标榜伸张

古人治经，重在文本句义的阐释，其中思想主张的理解和发挥，则看论者个人的功力如何，不需要预设一套先在的思想主张来指引经典研习的方向。因为各种缘故，以某一派经学史或经学观作为厘定经典的性质、审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成为晚清以来经学研究的惯常作业手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就是这种手法的代表作。于是，衡量是非得失的主要判准，已被划定为派性观点（或其发展叙事）的挑选，而非文本内容的举证。陈壁生就这样刻画相关的做法：“经学史又是经学观的产物，不同的经学观会描述出不同的经学史样貌，也会随之影响到一部经书的性质定位。例如早期的经学史中，皮锡瑞《经学历史》偏重今文，而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重古文。”

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既然“经学观”已被赋予先在的指导性作用，那么相关的经学史内容也变成“经学观”的立场展示的工具。于是，坚守自己所拥戴的门户，对相关学派人物及其主张表现拥护立场，仿佛变成应有的坚持和执着。按照这种门户心态阅读过去的经说，一些自命拥护“今文学”的人很容易以为《经学通论》“主今斥古”的意见是正确无误的，如曾亦评论此书：“殆纯据今文学立场，讨论《春秋》及三传相关问题，条分缕析，明辨博洽。”

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2页。这一论断似嫌浮泛空洞。“今文学立场”究竟如何带来“条分缕析，明辨博洽”的结果？不知道，也没有论证！仿佛门户立场摆出来就足够了，可供继续讨论的学术信息却是寥寥无几。

（二）不问对错的盲从权威

因为各种原因，经书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唾弃的对象，于是经学史教科书不问究竟，随意照抄皮锡瑞的观点，殊非罕见现象。例如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就这么述说：“‘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以《春秋》当新王，以寓其政治理想，此《春秋》之‘微言’也，要皆以‘借事明义’为旨者也。《公羊传》兼传‘大义’、‘微言’，深于《公羊》，能阐发大义微言者，在西汉有董仲舒，在东汉有何休，有清有刘逢禄，康有为则不免武断夸诞矣。《穀梁》惟传‘大义’，不传‘微言’，故《公羊》多‘非常可怪之论’，而《穀梁》无之。《左传》本非解经之书，而自为记事之史，故并‘大义’亦不传焉。”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页。这是说明《春秋》三传的基本介绍，其中“微言”、“大义”、“借事明义”、经史之分等观点，都是引录《经学通论》的内容，仿佛皮氏所言就是公认的正确结论，不必查问对错，甚至连出处也不用注明，全面采用便是了。

（三）蜻蜓点水的随意点评

由于《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这两部书长期以来是治经学史必读的参考书，许多学者尚未旁参众说，即对之深信不疑，一些讨论意见也不过是限于随意点评，鲜所发明。例如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便这么说：“皮锡瑞治学遵从今文家法，但他摒弃那种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做法，具有朴实谨严的作风，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持必有故，每设一义，务求深入地阐明自孔子、孟子、《公羊传》以下，至董仲舒、司马迁、何休、徐彦的解释，发掘其中实在含有而被人忽略者，故其立论，往往根据充足，能摘发幽隐，发前人之所未发。”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陈氏此书，态度平允，不像《公羊》信徒那般伸张门户派性立场，也强调对经书进行客观和有系统的研究，可惜没有深入到《经学通论》各个观点的具体论证。以“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等语形容皮锡瑞的“立论”，就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判断。本书将会证明，皮锡瑞对《春秋》改制等见解，许多立论都不是“根据充足”，纵使“发前人之所未发”，但还谈不上“朴实谨严”，甚至有“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等弊端。

（四）浮光掠影的铺排简介

假如说，一般经学史著范围过大，难以深入《经学通论》的具体论点，那么专门研究皮锡瑞的专著又如何呢？很可惜，现状还不令人满意，许多作品仍停留在简介和喝彩的阶段，尚未对《春秋》改制等观点进行专门的分析和判断。吴仰湘《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本有系统地研究皮锡瑞的传记，书中利用皮锡瑞日记等新史料，尝试以较短篇幅全面叙述皮锡瑞的生平和经历，对《春秋》观点的剖析仅有“素王”的简介。

吴仰湘：《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第160—166页。后来，吴仰湘又出版了《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罗列皮氏各项的经学研究，同样试图面面俱到，但对《经学通论》的各个观点没有仔细地辨析，例如书中曾提及“借事明义”的主张，也不过是说“将其视作公羊学一大基本原则”，

吴仰湘：《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页。没有告诉读者它的内涵和底蕴。吴氏二书以后，其他新著在立论上也没能超前多少，例如潘斌《皮锡瑞学术研究》，全书都是抄录、复述和赞美而欠缺分析，在阐述“公羊家发明《春秋》之义的方法”时，都在抄录和赞美皮氏的语录，了无新义。

潘斌：《皮锡瑞学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6—365页。一些通俗作品，如金小方《经学大师皮锡瑞》等书，连简单的介绍也出现不应该有的误读和误解，

金小方说：“书写历史、褒贬善恶，本来是天子的职权，孔子不得已而做了，这是《春秋》的微言。”（参阅《经学大师皮锡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这是明显的误读。皮锡瑞《经学通论》（卷5，第367）说：“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春秋》大义。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义窃取，是《春秋》微言。”对比可知，金书有两个误读：（1）在皮锡瑞看来，“天子之事”属于“微言”，其中不包括“书写历史、褒贬善恶”，后者是“大义”；（2）“乱臣贼子惧”的效应也不宜读作“书写历史”，因为皮锡瑞不同意《春秋》是史，更反对孔子作史。毫无学术含量可言。

综观以上，皮锡瑞《经学通论》虽非学术研究的空白点，但仍是有待深化认识的课题。就本书的关怀而言，最想了解的是皮锡瑞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否导致《经学通论》在判断上的可信性。《清儒学案》便有这样一套说法：“鹿门经术，原以高密为宗，其后专治今文家言，涂辙稍变，经义引而日新，时会然也。唯博洽精审，亦能折中群言，无所偏激。”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93，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37页。皮锡瑞由研治郑玄，进而拥护“今文家言”，但在《清儒学案》的执笔者而言，还是笃信他能够“无所偏激”，可惜此语别无旁证，让人无所进一步着力探究。

目  录

导论1

第一节选题意义和研究概况1

一、《经学通论》的研究价值2

二、《春秋》改制等主张的重要性11

三、现行研究的不足17

第二节研究思路简述23

第一章素王、改制与立法32

第一节重谈“《春秋》素王之义” 32

一、“《春秋》素王之义”的内涵33

二、放弃“孔子素王”的原因42

三、《史记》与“素王改制”50

四、小结56

第二节《春秋》改制与变法57

一、“改制”相当于“变法”？57

二、“损益四代”不等于“变周从殷”64

三、涉及《礼记》的两项举证87

四、小结92

第三节辨析“《春秋》为后王立法” 93

一、“为后王立法”的内涵94

二、“为汉制法”的神怪叙事101

三、设法末减“引谶之罪”107

四、纬书以外的举证117

五、对欧阳修不成功的反驳121

六、小结125

第二章“经”与“史”的分拆127

第一节“经史之分”的所以然128

一、重谈“经史之分”128

二、杜预引证《孟子》的问题145

三、小结154

第二节五十凡例的问题155

一、杜序所引起的质疑155

二、“先儒之说”平议161

三、陆淳与柳宗元的反对意见176

四、小结183

第三节《春秋》与《左传》的分拆184

一、“经”与“史”不能“强合为一”184

二、《汉制考自序》对制度思考的见解188

三、对顾栋高、陈澧的批评190

四、陆淳《春秋集传纂例》的批评193

五、《北梦琐言》的批评200

六、“训诂之传”与“载记之传”204

七、对刘安世的评论216

八、小结219

第三章“微言”与“大义”的分拆221

第一节孟子与“微言大义”223

一、对“天子之事”的过度诠释224

二、说“《春秋》有大义微言”的谬误234

三、“同一师承”的误认238

四、小结241

第二节董仲舒与“微言大义” 242

一、朱熹与董仲舒243

二、董仲舒与胡毋生的师承246

三、重谈《太史公自序》（上）250

四、重谈《太史公自序》（下）259

五、《春秋繁露》与三科九旨268

六、有关《三代改制质文》的理解277

七、“董子之书”有没有“大义”和“微言”？290

八、小结292

第四节宋五子与“微言大义”293

一、宋五子对“微言大义”的认识294

二、由《公》《榖》知“微言大义”的呼吁306

三、区分“微言”和“大义”的效应311

四、小结321

第四章“事”与“义”的分拆323

第一节“借事明义”的内涵324

第二节《春秋》的“事”与“做一样子”333

一、董仲舒对孔子之言的解读333

二、有关《春秋》字数的记载341

三、朱熹讨论《春秋》的语录346

四、胡安国《春秋传序》362

五、小结368

第三节捍卫《公羊》与何休的尝试368

一、《公羊》四项难以辩护的“事”369

二、黜周王鲁与借事明义（上）383

三、黜周王鲁与借事明义（中）400

四、黜周王鲁与借事明义（下）406

五、张三世与借事明义419

六、小结429

结语431

主要参考文献436

后记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