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与研究系列丛书》：
三、中国特色“好社会”的建设之路
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经验已经表明，经济发展是立足之本，现在的人民富裕了，为好社会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意识培育正纳入轨道，正在朝向有尊严的生活和人的自由发展方向迈进。
康德对于超验的“非一知”因素的信任特性的分析批判，以及西美尔、卢曼、福山、吉登斯等人基于社会学立场对于信任特性的探讨，无疑构成了我们判定和建设一个好社会的独特视角，只有基于这一视角，我们才能描绘一个好社会的特征，开列出建设好社会的处方。
首先从宏观角度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换，即以信任为前提整合社会各方的力量形成有效合力，实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返本开新。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个人诚信、政府仁政，强调个体及血缘、地缘的信任，往往忽视社会系统的信任。民众渴望拥有好社会，并将其寄予政府，但民众往往对政府又持一种不信任态度，造成了社会管理的负熵。因此，中国特色的好社会建设，既要遵循现代信任理论这一独特视角，更需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开辟一条既具有普遍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曾谈到现代性的“断裂”。现代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他认为，历史并不是按照规定的路线向前发展的，而需要回到具体的社会发展环境中，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和对现代性的追寻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同样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和具体发展阶段特征以及社会现实发展矛盾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中继承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价值元素和思想体系，为整合价值做好思想准备。中国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新旧更替时期必然会存在多种价值取向，可能相互契合，也可能相冲突，现代性发展和好社会的建设需要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指导。整合价值观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维护良好公共秩序，达成社会共识，以科学理性、正义诚信、科学发展的共识成为“好社会”建设的内在支撑。整合价值观能够使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至于摇摆不定，不至于异常焦虑，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任机制，增强社会整体的信任感和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比如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教育。好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或模式应该是将表征个人价值的“自由”价值和“共同体”利益的“内核”进行有效整合，既有顶层的制度设计，又能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征做出具有可操作、具体性的举措。好社会的建设不再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设计和规划，而应该在现实经验基础上寻求每一个目标的达成，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合作下走向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制度的完善即系统信任对于走出信任危机尤为迫切。制度之于信任的作用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随着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历程，现代性制度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固有的制度缺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任危机。另一方面，良好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又可以缓解社会的信任危机，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现代中国社会信任危机部分来自制度缺失，社会乱象的频发多因旧制度被打破，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即制度建设处于空窗期。现在应该充分借鉴国外已经建立起来并为实践证明是成熟了的制度设计，反思制度建设问题，结合我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建立与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发展相配套的制度。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才能打破僵局，使各方力量再次活跃起来，为好社会建设保驾护航。“制度不仅约束而且成全，当我们寻求合作去实现好社会的时候，我们正是通过实质性的制度形式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人的身份。”①尽管制度完善非一日之功，但意识到制度之于“好社会”建设的优先性却是当务之急。
再次，良好的社会关系与成熟、理性的公民心态也是培育社会信任的内在土壤。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国家和政府必须深刻认识社会结构变革对公众带来的心理冲击，及时调整公共政策，理顺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关系，避免社会冲突。重要途径是认识社会结构变革背后利益关系的调整，完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以利益的动态平衡促进社会关系的良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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