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 平
1632年夏，约翰?洛克出生于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小村子。1704年10月底，他在好友马沙姆夫妇位于埃塞克斯郡奥兹的乡间别墅中去世。三十五岁以前，他的生活单调乏味，至少在外人眼中是如此。但在1667年后的三十多年间，他却和风云变幻的英国政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直到年近六旬，他才diyi次为人所知，声名鹊起。自此之后，几乎所有与洛克通信的人或许都完全不带嘲讽地引用了玛丽?卡尔弗利夫人的话，称洛克是“全世界zui伟大的人”（LC IV 105）。实至名归的时候终于到来：他的著作，特别是1689年出版的杰作《人类理解论》，让他以哲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这样的盛名一直持续至今，从未中断。
到了四十岁，洛克就已经在许多方面与他的萨默塞特出身渐行渐远；余生中，想必他与家人的真实社交距离也逐渐拉远。但是就某些基本方面而言，只要他一息尚存，父母抚育方式对他的影响（无论好坏）在他的情感和态度上就一直处于中心位置。在17世纪，很少有人能自信地评价这类延续性。洛克还有一些怪癖，例如，但凡他写过字的纸稿，都从不丢弃。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因为他生前的大部分文字都留给了我们。事实上，相较于那些他同时代的或更早的哲学家，我们对他的了解确实更多。大量手稿清晰地展现了成年洛克内心深处持久不变的清教徒式的情感，这种情感将责任感放在他个人生活的中心。他绝不是一个古板无趣的人，但他对人对己都要求甚高；当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就会以激烈的说教口吻予以回应。那些为他赢得不朽声誉的哲学观点大多与清教无关，或许对生活在1632年的清教徒而言，其中许多观点甚至会让他们感到震惊，但是即便如此，赋予他全部思想以完整性和人性深度的那个同一性人格，还是他内心深处的清教徒自我。
洛克的父母都出身于清教徒商人家庭，父亲家是服装商，母亲家是制革商。他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的一名律师，兼任治安法官的书记员，薪水并不算太高；他拥有一些土地，土地本身虽不足以让他和他的儿子过上绅士的生活，却足以让儿子在后来自己zui杰出作品的扉页上展示出绅士的形象。单单这样的背景无法保证洛克有一个好前途。他的直系亲属兴趣褊狭，世俗追求也不算成功，但他家结识了一些有权有势的成功人士，其中zui重要的要数亚历山大?波帕姆。与洛克的父亲类似，在内战初期，波帕姆是一名萨默塞特议会党人的骑兵军官；后来当上了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议会成员，成了国内政界的显赫人物。1647年，波帕姆当选巴斯的议会成员，这一职位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律师和袍泽之子送去威斯敏斯特读书。后来，洛克的父亲仍寄希望于得到他有影响力的政界同僚的赞助。这样的机会或许仅有一次——在他儿子从威斯敏斯特通往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关键道路上，这一份有力的赞助似乎必不可少——除此之外，他的希望似乎总会落空。如果说他给这广阔世界带来什么微不足道的影响的话，那就是这位严厉的、晚年有几分怨怼的男人，在他杰出的儿子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塑造洛克一生的独立精神和自律力量。
以下三大步是了解洛克生平的zui简单途径，其中每一步都进一步拉远了洛克与他萨默塞特出身的距离。diyi步是去威斯敏斯特和基督教会学院求学，这标志了洛克的家庭资源和合理期望的zui大程度延伸。这使得他能轻易地在大学内外得到牧师一职，这份收入平平、小心谨慎的职业或许与他的才智完全匹配。［他的表弟约翰?斯特雷奇曾写道：“有才华之人必须学习顺从，即便他之所需并非晋升。”（LC I 215）］但即便作为一位前景暗淡的年轻人，洛克显然也并不认同顺从，并且似乎从未被牧师的生涯所吸引。另一种可能从事的职业没有那么传统、就业面更窄，但更合他心意，那就是成为一名医生。事实上，洛克曾经满怀热情地追求这一可能性，他系统研究了几十年的医学，并为他的朋友和熟人提供广泛的医疗建议。他与17世纪zui杰出的医学家之一、传染病治疗先驱托马斯?西德纳姆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西德纳姆对疾病的研究方法是异常自觉而系统的，洛克关于人们如何认识自然的看法很可能受到了这次合作的影响。恰切地说，正是他的医学兴趣，而不是他作为哲学家或神学家的专业知识，赐予了他一生zui大的机遇。
第二步发生在1666年。经学医的朋友戴维?托马斯引荐，洛克于该年diyi次遇到阿什利勋爵，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世，查理二世王廷的政治领袖。这次见面纯属巧合，它缘于阿什利赴牛津阿斯托普温泉之旅；其后果却至关重要，至少对洛克来说是如此。初次晤面后不到一年，他便搬进阿什利在伦敦的宅邸，成为他的雇员。一年后的1668年，在洛克的亲自监督下，他的庇护人接受了一项大型手术，切除了一处化脓性肝囊肿。这次手术力排万难，做得很成功。在随后的十四年中，他“学习顺从”沙夫茨伯里的奇思妙想，并且分享了庇护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从平静如死水一般，尽管有时也会起风暴的复辟之地牛津，到受雇于沙夫茨伯里后热火朝天的生活，洛克迈了巨大的一步。虽然洛克本人从未主动放弃他在牛津的一席之地（事实上在1683年流亡后，政府将他从牛津开除了），但在余生中，他的能量、希望和恐惧的影响却在别处。此后，洛克的个人命运随着他庇护人的命运而起伏，甚至到1683年沙夫茨伯里去世后，洛克的命运又随着沙夫茨伯里曾经领导的广大政治团体的命运而起伏。
1667至1683年的不同阶段，沙夫茨伯里是查理二世王廷中zui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也是zui后威胁到并可能计划发动革命推翻查理二世的国内反对派领袖。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在洛克的思想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沙夫茨伯里不仅教导他如何理解英国政府在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经济责任，也教导他把经济繁荣的条件和可能视作治国和衡量任何社会优势时首先考虑的因素。如果说洛克zui终在很大程度上将才智用于他所处时代那残酷但富有活力的英国经济中，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正是沙夫茨伯里。1672年沙夫茨伯里任大法官期间，洛克任职于工会，这与1690年代他任职于威廉的贸易委员会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而1668年他的diyi篇经济学文章中的经济学观点，也与他为向威廉政府建言献策、为调控利率而写的主要作品之间存在直接的延续性。同样，在内容上，或许并非在动机上，直接相关的还有，沙夫茨伯里面对英国国教复辟仍宽容新教徒的坚定行为，与洛克在生命zui后二十年中为出版宽容和自由而从事的或公开或秘密的英勇活动。显而易见的关联还存在于沙夫茨伯里在所谓的“排斥危机”（即剥夺查理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努力）中，对政治合法性的代议制基础有些迟来的坚持，与洛克在《政府论》中认为公众有权只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接受统治，并有权抵抗不正当权力的雄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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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