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伦理学》：
4.权利的不自由是社会不正义产生的根源
阿玛蒂亚·森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享有避免饥饿的权利”这个道德哲学问题出发，以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中最贫困成员为主体，探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阿玛蒂亚·森颠覆了传统上认为饥荒的原因是由于粮食产量下降或粮食供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造成的理论，他认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原因，但却只是很多可能的原因之一。”①并以孟加拉、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发生饥荒的国家为例，论证了对于饥荒产生的归因错误，而且指出了饥荒也可能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并不必然出现在粮食歉收时期。由此，饥荒所代表的经济以外的其他现象被揭示出来。通过分析，阿玛蒂亚·森将饥荒产生的根源归结于权利的被剥夺，也就是社会上一些经济群体无法得到他们以前能够获得或者有权利得到的食物。饥饿反映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因为饥饿是某些社会阶层的权利缺位造成的，“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阶层都遭受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②。阿玛蒂亚·森发现在饥荒期间一些社会特定阶层的人才会死于饥饿，这些人通常是社会底层。而他们死去的原因是在于被剥夺了拥有食物的权利，相反，地主和商人却安然无恙，甚至还会发财。所以，社会阶层所拥有权利的不同，他们对食物的控制能力也是不同的。“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能引发严重的饥荒。”③
所以，饥荒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权利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社会制度的不同、政策的不同也可以造就这一问题，民主可以避免饥荒，专制可以诱发饥荒。如果国家政策能够提高人民的“权利”和“能力”，那么饥荒是可以避免的。阿玛蒂亚·森认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也是解决饥荒问题的可行途径。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关于饥荒问题的看法，将权利问题引入经济问题，在社会平等的伦理层面找寻路径，蕴含了丰富的伦理学含义，更有利于对人道、正义、平等的呼唤。阿玛蒂亚·森的发展观中将发展视为实质自由的扩展，自由是发展的手段。发展不仅仅是对经济的增长，而且还是对伦理价值的追求。发展就是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发展这一过程是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具有价值判断的维度。阿玛蒂亚·森将自由标准看待发展，提出看待发展的视角应该从社会全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方面和福利方面来看。这是一种克服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基础上的新发展观。而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就是要实现人的实质性自由。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贫困是收入水平低下，提高收入就能消除贫困，这个解释混淆了贫困的原因和结果，收入水平低下是贫困的结果，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却是经济发展的不正义，对于社会选择的单一化。传统观点把财富看成国家和个人奋斗的目标它只看到物质财富对生活质量的作用，忽视了影响生活质量的其他因素如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差异等。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自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①它反映了一个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基本生存资料的能力，从而过上自由自在的“小康”生活。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弥补了传统福利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陷，即人的差异性。传统福利经济学忽视了人的主体差异性，而它却决定了人们从一定的资源中的所得与成本付出是不一样的。基于此，阿玛蒂亚·森提出了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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