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之后》:
照此而论,正当理由的终点永远是这样一种没有得到进一步合理证明的选择,一种没有标准指导的选择。在这样一种选择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或隐或现地不得不采用他(她)自己的第一原则,对任何普遍原则的表白,最终都是个人意志所好的一种表述,并且,对于个人意志而言,它的原则唯一地具有和能够具有这样一种权威,就是因为采用了这些原则而给予它们的。因而,情感主义毕竟与这相去不远。
对于这个论点,有人也许会回答说,是,我能够得出这种结论,是由于忽视了在分析道德哲学的范围内与情感主义不相容的许多积极的论点。这样的论述在特征上有些先人为主的看法:理性的观念本身为道德提供了一个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就有恰当的理由来摒弃情感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观点。这里可以看看(据说是)不仅被黑尔,而且被罗尔斯、多尼根、格特及格维茨(这些名字仅是少数几个)提出的那种种主张。对于被举出来证实这些主张的这些论证,我想指出两点:第一,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我将在后面第六章中,用格维茨的论证作为典型事例,他是这些著述家中最晚出的一个,他自觉地和审慎地意识到了其他分析道德哲学家对道德论争的贡献,因此,他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检验例证,如果他的那些论证不成功,那就显然证明了:以分析哲学家为其一部分的这整个运动进行得并不成功。并且,正如我将在后面证明,他们没有成功。
第二,很明显的是这些著述家在他们自己之间,不是在道德理性的特征问题上,就是在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的实质问题上争论纷纷。当代道德论争的多样性和无终止性确实反映在分析道德哲学家们的争论中。而且,如果那些主张能够把原则公式化,有理性的道德行为者应当对公式化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的人,都不能确保他们的共同享有基本的哲学倾向和方法的同事对这些原则的公式化取得一致看法,那这就再一次地不证自明地证明了:他们的工作已经失败,连我们已考察了的他们的具体争论和结论都如此。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他们的同事的工作失败的证据。
因此,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充分理由相信,分析哲学能够为我们摆脱情感主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东西,事实上,一旦把情感主义理论看作是有关言辞的使用而不是意义的理论,可知分析哲学总是认可情感主义的实质。但这不仅对分析的道德哲学而言是真实的,就是初看起来是非常不同的德国的和法国的道德哲学也如此。尼采和萨特所使用的道德词汇,大部分不同于英语哲学世界的;不仅在词汇上,而且在风格和修辞学上,彼此很不相同,而且也同与分析哲学不同一样。不过,当尼采试图把所谓的客观道德判断的制作指控为是那些强力意志太软弱、太奴性而不能以古老的贵族的尊严来维护自己的人制作的假面具时;当萨特试图揭示,第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者的道德是这样一些有着错误信念的人的实践:他们不堪承认他们自己的选择是道德判断的唯一源泉时,他们仍然都承认情感主义所坚决主张的东西的实质。确实,他们都把自己看作是通过他们的分析来责难习俗道德,而大多数英国和美国的情感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自己在做这种事。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把他们自己的任务看成是创立一种新道德。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他们俩的著作中,他们的言词——尽管两人是非常不同的——都成为浓云密布和晦涩难懂的,并且,隐喻性的论断代替了论证。尼采的超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属于哲学上的中古世纪的动物寓言集(常含道德寓意)的那些篇章,而不是严肃讨论的范围。相反,他们哲学上的最有力量的和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则是他们的批判的否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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