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商务馆人文通识书系》：
二、“古训是式”与“藏往知来”
中国文化元典的历史意识，最初可导源于对“古训”的崇尚。《尚书·盘庚》载，商王盘庚在对民众训话时，为强化自己言词的权威，一再说“古我先王”、“古我先后”、“古我前后”，皆以先祖的训诫为颠扑不破的最高“自明真理”。《诗经·大雅·烝民》在赞颂周代贤大臣仲山甫时，特别肯定他的“古训是式”（完全遵循古训行事）和“缵戎祖考”（绍继光大了其祖先事业）。这种对“古训”的崇尚，也即对传统的极端尊重，是一种氏族社会的遗风。氏族制度的血缘宗族关系和狭窄的生活范围使人们以传统规则为圭臬。思想与行为必须在古典那里求得指导和检验。中华先民在跨入文明门槛以后，血缘纽带未曾崩解，宗法式社会得以长期延续，恪守“古训”也就成为中国的一种历史惯性，政治上尊崇“正统”，思想学术上讲究“道统”，文学上推尊“文统”，艺术和手工业技艺上则追求“家法”、“师法”，这都是元典“古训是式”的表现。
有着明显的非宗教和现世化倾向的中国文化，从其元典开始，奉行“古训是式”，并不是从神秘主义和宗教虔诚的角度对待“古训”（历史）的，而是从一种现世化的、人文色彩浓厚的观念出发，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诗·大雅·荡》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代不久远的鉴戒，是夏代的灭亡）。《尚书·周书》中反复提到以夏、殷的亡国为鉴，召公引述周公的话告诫年轻的成王说：“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作为中华元典的《诗》、《书》开创了“藏往知来”的“历史一未来”一以贯通的思路。
《易·系辞上》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这里的“藏往”即指保存历史资料。注意保存历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便达到“智”（知）的境界，也才有可能“神以知来”。缺乏史料，则无法作判断，孔子曾感慨夏、商二代的后人杞、宋二国对文献保存不足的情况，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既然文献是立论的依据，那就不可须臾离之。所以，中国因“重史”而强调“藏往”，不仅是一种观念性特征，更还有相应的实体性表现。
首先，史官设置早而且不曾中断。
“史”字原为官名，初见于甲骨文，象为手执简册以记事，引申为记事职官。《说文解字·史部》释“史”字为“从又持中”。“中”（簿）是古代的簿书，将一条条事务记于“中”（簿）上，是史官的任务。殷代王室有史、大史等史官的设置，不过，当时史与巫没有严格区分，充当神人之间的媒介是巫史的共同任务。当然，史官也有较专门的史学职守，诸如记录先公先王的世系，记录商王的行事，等等。西周至春秋史职渐繁，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五史分职。各诸侯也有史官，如周平王的太史辛有的次子，人晋为史，称“董史”，著名的“良史”董狐即为其后。诸侯之下擅权的大夫，也往往设有史官，如“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史通·史官建制》）。秦赵两国诸侯渑池之会，各命御史记载其事。可见，当时从天子到诸侯，以至执政大夫等各级统治者，都重视历史记载，因而都有史官之设，操简笔于门下。周代以下历朝均有史官设立，秦、汉称太史令，三国时魏置著作郎，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均置著作郎，唐又以他官兼典史职，称修撰、直馆。宋、元、明、清称修撰、编修、检讨。这种一以贯之的史官制度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其次，记史早而且延续不断。
我国成文历史始于商代先公示壬、示癸时期，距今3700余年。从殷商甲骨文开始，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始末等历史记载要件渐趋完备，历史著作产生的条件趋于成熟。《礼记·玉藻》称：已经提出了“记事（动）之史”与“记言之史”分工说。
在一定意义上，殷商甲骨文、殷周金文就是“记事之史”的前身。《诗经·大雅》的《商颂》、《周颂》记载着商、周史实，是“记事之史”的滥觞；而《尚书》多记君王、诸侯的诰令，有典（重要的史事记录）、谟（臣对君的谋划）、训（君臣间、大臣间的训诫）、诰（君对臣的谈话）、誓（王誓众之辞）、命（册命或君王的命辞）等诸种记言之文，为“记言之史”的第一部集大成之作，即《汉书·艺文志》所谓“《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弗晓”者。
《春秋》开编年体史书之端，《左传》等续其传统，特别是《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自此，中国史籍相因相袭，以连续完备的记述和多种著作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构成中国史学的辉煌阵容。
自公元前841年（周代共和元年）起，中国就有了持续不断的、准确的纪年，而且有许多以“纪年”、“纪元”命名的专书①，详细记载历代纪年、纪元，显示了中国人对于历史时间性的重视，这是印度、希伯来等古老文明民族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古代历史时序记载的准确令人惊叹，周代以后自不必说，就以商代来说，《史记·殷本纪》颇有条理地记载了商代诸王世系，以往人们不大相信其可靠，以为带有臆测性。后经王国维利用殷墟甲骨文材料考证，发现《殷本纪》所载商代先公先王世系与甲骨文基本符合（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文），说明司马迁当年很可能看到了殷史官留下的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记载材料，不仅确证传世典籍所记商代历史的可信性，更维护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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