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同源：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精神寻踪》：
陈娜：学界有些人认为，您在学术上经常提出一些预见性的观点，能否举例说明您提出的学说预见是否被实践所证实？还有人说，您的学术观点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不盲从、不迷信，敢于直面真理、挑战陈见，并且您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性和前瞻性。您认为这种能力源自哪里？
刘建明：这些问题都有挑战性，但也是搞学问的人难以回避的。就是说，社会不断发展，学者将面对种种新的研究课题，在学术上不能及时提出新的见解，预言事变的走向，一味地重复落后于时代、脱离实际的理论，学术就一钱不值了。任何真正的学问都有科学的预见性，否则就称不起探索。
但预见不仅要有理论根据，而且要能经受住实践检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随着我国加入世贸谈判获得进展，从1999年到2000年国内新闻学界和业界突然出现“传媒人世”的热潮，发表了几百篇文章预测传媒作为文化产业也要加入世贸：外国以及港澳地区电视台要在我国落地几十个频道，外国电视节目将进入千家万户，外国传媒大亨将到我国来创办报刊和出版社，或投资、兼并我国媒体。一时说得神乎其神。我在《新闻记者》杂志2002年第2期发表了《传媒人世的杜撰》一文，不赞成这种捕风捉影的观点和炒作。《传媒入世的杜撰》一文指出：“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就外国媒体准人和中国媒体进入外国新闻市场没有任何谈判和协议。即使在未来数年，某些西方传媒准许在中国大陆开放，也不是我国加入世贸的承诺”。“笔者不反对媒体开放，而是反对弱者向强者奉送财富的开放，反对外国新闻集团垄断中国新闻市场和广告市场的开放。”文章发表后就出来了几篇文章和我辩论，认为传媒人世势在必行，否则就是鸵鸟政策。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五年过去了，十年也过去了，直到今天传媒也没有人世。
我们对媒体和新闻现象的研究，需要认真考察客观实际，了解我国的新闻政策，对理论判断的合理性与后果要做出多种考量。我从事了五年的新闻工作，算是有点实践体验，对研究新闻学理论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养成看问题要尊重实际，看问题的角度要全面，看问题的出发点要遵循党的新闻政策和国家利益。我的学术观点对实践不一定都有指导性，但很少盲从、不迷信，倒是真话，我更喜欢挑战陈见，提出过一些批判性和前瞻性的结论。我认为，搞学问就要有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一股热情，能不能发现真理又当别论。国家把我们培养成教授，让我们教书育人，就是要探索真理，把有用的知识和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告诉学生和广大读者。从小范围说，这是为了提升传媒理论的科学化；从大范围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道，这就是我追求前瞻性学术探索的动力源泉。
陈娜：您说到的上面例子涉及学术争鸣问题，不知您如何看待学术争鸣？能否结合您的亲身经历谈谈看法？
刘建明：学术争鸣是件好事，没有争鸣的学术是死学术，是停滞的学术。学术争鸣不仅能活跃学术空气，而且能给学术界提供新思想，得到一种新观点而茅塞顿开。但也有不好的争鸣，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很好思考，对争鸣的问题根本不了解，也不查阅文献和调查，就随便做出结论，结果漏洞百出。更坏的学术争鸣是意气用事，与我不同者必黑，往往夹杂一些不雅的言辞。
我写过一些带有争鸣性的文章，有的是应约稿而为，有的是主动写的。但不管哪种情况，只有重要的理论分歧、对重要情况和发展趋势做出误判或把基本知识搞错了，有贻误读者的后果，我才拿出争鸣文字。究竟我争鸣的对不对，最终由实践和多数人是否赞成来评断，不能自恃高明。对一般不同观点的文章，我不会与之争鸣，应允许有各家的看法，学术有派是正常的。
写争鸣文章是件严肃的事，不仅对反驳的观点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和事实根据，而且在逻辑上能经得住推敲；对涉及的概念要搞清楚，不能有任何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这就需要认真阅读、研究与之争鸣的文章，找到它的错误之处，否则就会破绽百出。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时，我应约发表过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一文，与我争鸣的人并没有认真阅读全文，把原理和理论两个概念完全混为一谈。认为像张闻天、陆定一、胡乔木这样一些党报理论家谈的都是宣传理论，他们怎么能提出传播理论问题呢？并得出宣传理论绝不是传播理论，党报只能满足党的需要，不可能满足受众需要的论断。他忘记了传播学的鼻祖之一拉斯韦尔就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技巧的，也忘记了党的需要就是人民的需要这一根本原理（如果二者不一致，则是违反党的政策和纲领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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