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是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巴黎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主任，《流行病人类学》执行主编。他的研究建立在科学史、风险社会学和自然人类学之间的交叉点上，他对与动物疾病有关的健康危机进行过多项人类学研究：疯牛病、SARS、禽流感和猪流感，论述了适用于人类和动物的生物安全标准，以及它们在健康和生态灾难方面产生的预测方法。

译者简介：
钱楚，哥伦比亚大学环境与全球健康系公共健康硕士，现为职业译者。

我们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二十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国的家禽数量从1300万增至130亿，几乎增长了1000倍。野生动物数量越来越少，遗传基因愈发一致的家畜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增加了大流行病病原体传播的机会。

本书聚焦于非典和禽流疫情之后，东亚地区针对跨物种传染病所做的防范研究。法国哲学史学家、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基于在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的长期田野，观察并追访了微生物学家、兽医和鸟类学家们的工作，从中总结出和公共卫生措施并行的防疫策略，提醒人们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病原体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关联、不同学科关于动物传染病的理解和意见有何不同等等。他尤其讨论了专家们如何转换视角，从鸟类甚至病毒的眼光来解读世界、帮助防疫。

在这本关于亚洲预防禽流感大流行的民族志中，弗雷德里克•凯克令人赞叹地综合了科学人类学和制度人类学的视角，描述了生命权力的现代化，分析了濒危状态下的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出共同价值观是如何从彼此的脆弱性中演变出来的。这是对不同生命形式共存的规则的重大贡献。
——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法兰西学院自然人类学教席教授

这是一本不错的书，读来既有趣又充满真知灼见的火花。弗雷德里克•凯克将微生物学家比作猎人，又将他的本体论与特定的科学实践相结合……如此丰富的比照让这种尝试颇有可读之处。我觉得和此书一起思考既刺激又有益。
——罗安清（Anna Tsing），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末日松茸》作者

这本书的信息既及时又经久不衰。鸟类和它们的微生物，就像古典文学的预兆一样，见证了一个更高的真实。我们最好听从这样的预言。
——普利西拉·瓦尔德（Priscilla Wald），杜克大学英语文学教授，《传染病》作者

实地演练和实景情境

在拜访了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加文•史密斯后，我到附近的新加坡卫生部会见了杰弗瑞•卡特。杰弗瑞•卡特是流行病学家，也是卫生部传染病司司长，还负责“准备”新发传染病的演习协调工作。他告诉我：“新加坡樟宜机场每年接待5000万乘客，所以这里很有可能出现新发传染病，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他说在非典的时候，仅仅3月至5月之间，新加坡就有238人感染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其中33人死亡。他们都在陈笃生医院接受治疗。该院被政府指定为非典患者的隔离医院，这场流行病最终还导致三名护士死于感染。在最危急的时候，全国所有学校停课10天，6000多名与非典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进行居家隔离。21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公开表示，非典可能是新加坡独立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当一位记者问他是否在危言耸听时，吴作栋回答：“我只是比较现实，谁都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我们正处于这个疾病的早期阶段。”22十年后，卫生部开始为另一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到来做准备。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于2012年初在沙特阿拉伯出现，其后在全球传播，截至2013年7月，已有50人感染，其中一半人死亡。
杰弗瑞•卡特把我介绍给了卫生部应急准备与响应司司长黄永昌。黄永昌曾是一名警察，现在负责组织医院新发传染病的演习。2006年，在泰国发现首例H5N1人传人的疑似病例后，新加坡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流感演习，被称为“雀鹰行动”。它包括两个阶段：4月至6月的桌面讨论，对六个医院的流行病应对计划进行探讨；7月21日至22日的实战演习——六个定点医院需要管理潜在患者并共享他们的行程信息。黄先生解释说，有1000人参加了实地演习，其中大部分是民间组织的志愿者和培训机构的护士。在患者从一家医院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过程中，一些医院对其他医院的行为进行评估并同时根据情况将伤亡人数调整得更高（以对具体的操演实践做出调整）。“如果一家医院有200名伤员，他们需要哪些资源？”黄永昌认为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演习的目的是使医务人员了解如何管理大规模伤亡。他告诉我：“护理工作可不是廉价劳动，它需要日日训练做准备。”
通常，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这些演练的目的是找到流行病爆发时行动者之间协调不力的地方。但最为演练情境的设计策划者所诟病的是，这些演习仍然比较浮夸，不太真实，因此难以带动参与者。“我们尽最大努力做到真实。”黄永昌说。但他承认，人们都知道“这只是演习”。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演习的条件来提高其对于现实的拟合度，或者干脆不告诉人们这是演习，这样人们就以毫无准备的姿态面对这一切。一份官方传单称与2006年相比，新加坡2008年的“雀鹰”演练在进步：“在秘而不宣的基础上进行演习提高了真实度。卫生部应急医务人员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出现在演习医院的普通病房，‘启动’了人类感染禽流感的案例模拟。”
模拟的真实度意味着什么？“情境反溯”的概念在这里是有用的。正如微生物学家想象在动物宿主内消灭病毒，公共卫生决策者也想象在患者进入医院之前就将传染病消灭。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考虑死亡，因为那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事项，无法进入情景模拟。死亡只能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来进行反溯。相比之下，在新加坡进行的另一种演练则非常真实。2013年7月17日，当我在卫生部进行研究时，新加坡农业食品和兽医局与一个同马来西亚接壤的边境家禽屠宰场组织了一次演习。马来鸡占新加坡禽类消费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从泰国、巴西和北美进口的冰鲜或冷冻鸡肉。新加坡领土内没有持照的家禽养殖场，生产鸡蛋的农场也只有五个，因此新加坡每年从马来西亚进口和屠宰的活鸡就高达4000万只。马来西亚农民需要获得新加坡农业食品和兽医局的许可才能将家禽出口到新加坡，其间一直需要接受边境检疫。这一趋势随着禽流感的威胁加剧，但截至目前，新加坡还没有发现H5N1型禽流感病例。
我在线观看了这场演习，许多网站都直播了，其后我采访了演习的组织者。这场演习的名字叫作“勇敢者演习7号”，表明这是农业食品和兽医局自2002年以来进行的第七次禽流感演习。顺利食品工业在新加坡运营的10个最大的屠宰场进行了这项演习。该公司一天能够处理八万只鸡，可满足新加坡25%的新鲜鸡肉需求。24演习的场景如下：根据应急反应计划，1500只感染了H5N1病毒的鸡需要被消灭。屠宰场有大约一百名员工（大部分是印度人）必须接受体温检测，服用抗病毒药物，然后佩戴背面写有个人姓名的防护装备（靴子、帽子、口罩、眼镜、手套）。
受到“感染”的鸡被放在绿色笼子里由传输带送来，接着被浸在水里电死，然后被放进两层生物危害袋进行焚烧。隔离和检验组主任叶雄和在电视上宣称：“为确保农业食品和兽医局为所有生物入侵做好准备，通过这个演习，我们最想培养官员和其他参与应急的相关方对反应流程的熟悉度。”25农业食品和兽医局的食品安全官员德斯蒙德•陈（音译）在之前的一次演习中说：“经过今天的整套实践，在今后的扑杀以及卸载死鸡的活动中，我们都可以更快的速度加以完成。我相信参与扑杀的人员有能力更迅速地处理所有的问题。”
在谈论这些演习中的家长作风、民族、阶级和年龄的区隔前，我想先关注一下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的重要度似乎远远超过了其他。医院里虚构疫情的模拟形成一种紧迫感和资源稀缺感，而屠宰场里的模拟则顺理成章地将健康的鸡杀死，甚至不需要假装它们是病鸡——就像纯粹的商品，可以被销毁，像被污染了一样，可是工人们服用药物、穿戴防护设备的举措则搞得鸡好像真的生病了一样。我感兴趣的另一个事是，中国香港政府从人的角度组织了很多这样的演习，但尽管流行病经常在港岛的家禽饲养场爆发，港府也从未在养殖场里如此模拟禽流感。事实上，新加坡政府仅仅出于模拟的需要就杀死了并未对其国家人口造成威胁的鸡。相比之下，中国香港政府仅在病毒在禽类中流通的事实基础上，才对禽流感由鸡传给人的过程进行模拟。这就使得“情境反溯”成为一种连接形式或行动方案：如果场景不能真实地表现死亡，那么对于最后一个事件的期待将连接模拟舞台的所有演员。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公共卫生决策者都运用了来自电脑游戏的“情境反溯”形式，但它们实现方式的不同则取决于病原体如何跨越物种屏障，如何揭示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使用“情境反溯”这个术语来描述禽流感场景的不同形式，以及它们如何模拟动物死亡来预测人类死亡的过程。

致谢 \ 001
导论 \ 001
第一部分 动物疾病？ \ 001
第一章 感染动物的扑杀、疫苗接种和基因监测 \ 003
第二章 生物安全问题与对人畜共患病的监测 \ 027
第三章 全球健康和生态环保 \ 047
第二部分 准备措施 \ 075
第四章 岗哨和预警信号 \ 077
第五章 模拟和情境反溯 \ 121
第六章 囤积和储存 \ 159
结论 \ 199
注释 \ 207
参考文献 \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