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从事文字工作，特别是机关文字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各类文稿之中，最难写的是领导讲话稿，被称为文稿中的“珠穆朗玛峰”。这是因为，每位领导的岗位不同、特点不同、风格不同、要求不同，同一篇讲话稿，这位领导认为很好，在那位领导那里则不一定通得过。为了起草好领导讲话稿，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研究室工作时，专门召开了“怎样起草好领导同志讲话稿研讨会”，总结了起草好领导讲话稿的秘诀是，正确处理领导人、起草人和听讲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一个忘记，两个记住”，即忘记自我，记住领导、记住听众。所谓“忘记自我”，就是起草人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从领导的角度想稿子、写稿子。所谓“记住领导”，就是起草人要记住领导的要求和风格，努力体现领导的意图。所谓“记住听众”，就是领导讲话是讲给听众的，要努力了解、反映听众的需求。质言之，起草好领导讲话稿，既要关心领导想讲什么，还要关心听众想听什么；既要让领导满意，还要让听众满意。这次研讨会后，我们写了一份会议纪要，分送中央政策研究室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研究室听取意见，他们都给予了肯定。
2003 年春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我的岗位职责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继续组织起草领导同志讲话稿，另一方面自己也有了讲话的任务。按照“一个忘记、两个记住”的要求，我在组织有关同志研究自己的讲话稿时，十分注重了解听众的意见建议，并且将其作为一个必经程序。这种了解有多种方式，有的是书面形式，有的是电话形式，有的是小型座谈会形式。在征求听众意见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听众不论是党外人士，还是地方统战部同志，抑或是部机关干部，都希望讲话人不仅讲讲统战方面的内容，有时还希望讲点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共性问题。比如，在组织起草 2003 年度全国统战部研究室主任会议讲话稿时，我了解到各地研究室干部普遍反映有“三苦”，即辛苦，加班加点多；心苦，心理负担重、压力大；薪苦，薪酬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室干部的工作热情。这个问题背后涉及的是如何看待得失问题。于是，我在这次会上专门讲了树立正确的得失观问题，重点讲了这样一个意思：自然领域有个能量守恒定律，社会领域则有个得失伴生定律。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舍得舍得，有舍必有得，有得必有舍。纯粹的得是没有的，纯粹的失也是没有的。古人说，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虽然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工作的同志，付出了许多汗水和心血，失去了很多休息娱乐的时间，错过了不少热热闹闹的场面，但也在艰苦努力中提高了理论政策水平， 增强了工作本领，锤炼了思想品质，进而得到了群众的好评、组织的肯定。这难道不是更大的得吗？这次讲话在全国统战部研究室干部中反响十分热烈，大家普遍对树立正确的得失观表示赞同， 同时对这种讲法表示肯定，并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这以后，我更加重视在每次讲话前收集听众的意见建议，并就他们关心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阐述。十几年来，我先后就幸福、适度、得失、团结、创新、领导、激励、经验、比较、问题、自觉、调研、家庭、鼓掌等几十个题目，谈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不少干部在与我沟通交流时，除了工作外，总会谈及婚恋、家庭中的困惑，他们因为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鉴于这种情况，我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在分管的五个单位中召开了“怎样处理家庭关系研讨会”，100 多位干部分享了各自处理家庭关系的经验教训。我在这次会上做了总结讲话， 集中谈了正确处理婚恋关系、夫妻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婆媳关系、与亲属的关系的认识和体会，强调处理婚恋关系的要旨是，婚前多看缺点，婚后多看优点，维系夫妻关系靠的是感情，而不是道理，等等，干部们反映收获很大。我的这个讲话稿还引起了《中国妇女报》的关注，该报分两次将我的讲话稿全文予以刊发。
2016 年我从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许多来看望我的统战干部、党外朋友都希望我能够发挥余热，继续写点东西。当我征询他们写些什么时，他们的意见竟出奇一致，都希望我把过去讲的那些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加以整理并出版。说实在的，这些意见、建议我听了，但很长时间并没有采纳。原因在于，我觉得那些问题中，不少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讨论的老问题，内部说说尚可，公开出版则有些忐忑。2019 年，我应邀参加地方的一个会议，碰到了这个地方当年的一位统战部研究室主任，这位主任认真地告诉我，有一次为听我讲话卫生间都没去，生怕漏听所关心的内容。这无疑对我是个鼓舞。从 2019 年秋天开始到2020 年夏天，我集中了近一年的时间，对过去讲过的问题进行了再研究，有的进行了充实完善， 更多的则完全重写，最后确定收入 12 篇文章，形成了现在这本书稿。叫个什么书名呢？我想，人类出现以来，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无论是凡人、俗人，还是哲人、圣人，都无数次地讨论过，形成了许多“老理”。今天再讨论这些问题，可谓“老生常谈”。正如“老生常谈”一语始说者三国时期魏国管辂所强调的，这些“老理”是不能轻视的，轻视了就要受惩罚。因此，有些老话要常说，老理要常讲，当然要常讲常新才好。这样说来，我考虑这本书就叫《老生常谈》吧。当然，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可能新意不够，还请读者朋友鉴谅。
最后，我要感谢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无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等部门的同事当年为帮助我起草这些文稿所做的工作。特别要感谢庄聪生、张献生等同志，通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还要真诚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郭晓明、牛晋芳等同志，为出版本书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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