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收缩”用来描述人口密集区域发生的人口持续流失的现象，以及这一过程中伴随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收缩过程中的人口持续流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下降、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地区差异扩大等，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和研究中国的城市收缩问题。
从国际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普遍存在收缩城市，且统一出现了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力不足的现象，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获得国际学者的普遍关注。然而中国对城市收缩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中国长期以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下，国内大多数文献研究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相关的城市发展路径，较少关注中国城市收缩问题，并很少将之与国际城市收缩现象进行比较，对伴随城市收缩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效应还没有进行系统探索。总体来说，我国目前还未形成针对中国收缩城市的完善的分析框架。
本书试图在精确界定中国收缩城市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收缩城市的空间特征、特殊表现、发生城市收缩的原因，以及在城市收缩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包括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区域差距扩大以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降低等在内的经济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典型区域收缩案例、总结国际实践经验，得出应对中国城市收缩、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城镇体系的政策建议。
围绕上述研究目的，本书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1，精确识别中国的收缩城市。基于中国第五次（2000）和第六次（2010）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书发现2000—2010年中国26.71%的地级/副省级行政区发生了人口流失，即可能出现了国际上所谓的城市收缩现象。其中，287个地级市（不包含地区、盟和自治州）中包含85个收缩城市，占比29.62%。匹配地理位置信息后发现，中国的收缩城市集中分布于东北和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并呈现6种主要的收缩结构：
（1） 非收缩，两次普查年间城市内部各县市（区）均没有发生人口流失，如嘉兴、沧州等；
（2） 全收缩，两次普查年间城市内部全部县市（区）均出现人口流失，如广安、黄冈等；
（3） “二分法式”，人口流失的县市（区）位于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的某一区位，其余区位的县市（区）均不收缩，如同将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一分为二，如杭州、宣城等；
（4） “点部集中式”，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内部仅有某小块区位出现人口流失，如邵阳、宜春等；
（5） “边缘式”，位于城市内部核心地区的县市（区）人口增加，位于边缘地区的县市（区）人口减少，如达州、十堰等；
（6） “沙漏式”，位于城市内部核心地区的县市（区）人口减少，位于边缘地区的县市（区）人口增加，如北京、上海。
在识别中国收缩城市的过程中，考虑到中国“市辖县”这一行政区划设计的特殊性，本书进一步在城市实体地域空间范围上定义中国“狭义的收缩城市”。结合城市发展的现状、城市行政体制设计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书将市辖区人口持续减少的城市界定为“狭义的收缩城市”，以弥补中国习惯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尺度过大的缺憾，更为精确地刻画中国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在空间上的差异。（zui）终在271个可用地级样本中识别24个“狭义的收缩城市”，占比8.86%。“狭义的收缩城市”挑战了中国以行政区为研究、管理和统计单元的习惯用法，为探索中国形成国际可对比的空间单元提供了基本思路，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创新。
第2，初步探索中国城市收缩的原因，以及与国外收缩案例相比，中国收缩城市存在的特殊性。本书在实证模型中采取类似数据驱动的方法，对包括城市区位、经济发展、财政收支、对外开放度、公共服务供给等多项指标进行检验，甄别中国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与东部城市相比，西部和中部城市更容易收缩；预算内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越高，城市的收缩倾向越明显；以FDI占GDP比重表示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城市收缩的可能性越低；基础教育水平越低，人口流失倾向越明显；老龄化程度越高，城市收缩越严重。同时，反映经济运行效率的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单位面积GDP，以及反映公共服务水平的医院数和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等变量总体上抑制了城市收缩的趋势。另外，省会城市则可能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倾向于不收缩。
进一步地，本书以老工业基地的收缩现状来验证在样本观察期间，经济转型在中国城市收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发现，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老工业城市收缩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即去工业化或产业转型等西方常见的收缩原因在中国并不具有普遍性。一方面，这与2000—2010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相关： 较大的老工业基地仍在不断集聚人口；另一方面，这或许与老工业基地在特殊阶段扮演中国经济、社会顶梁柱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有关： 工业化时期，老工业基地规模较大、集中度较高，在“去二存三”的产业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宏观资源的统一调配以及逐步开放的民营经济对劳动力的吸收，总体而言没有使老工业基地发生大规模的就业震荡。这是中国城市收缩案例与国外案例对比中所体现出的特殊性之一。
第3，从生产活动入手，考察城市收缩可能引发的经济社会效应。具体来讲，本书将观测对象锁定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企业，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观察收缩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的变化。一般意义上，人口流失意味着集聚经济效应的下降，并通过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选择性，降低收缩城市人力资本质量，（zui）终造成收缩城市企业TFP的下降。然而，实证研究发现，笼统地以国际惯例识别的中国收缩城市的企业TFP在基期和末期均高于非收缩城市。本书称这种现象为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
结合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重新分布的大背景，本书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的变化，用市辖区人口流失的收缩城市作为空间研究尺度。市辖区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体，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较大，市辖区人口的减少更精确地刻画了集聚经济的下降。实证发现，虽然“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在样本考察初期较非收缩城市高，但是在样本考察末期较非收缩城市低，呈现“优转劣”的发展过程，验证了“狭义的收缩城市企业TFP较低”的假说，解释了中国收缩城市生产率“悖论”。这一研究结论说明，中国收缩城市与国际案例相比存在特殊性，中国的“城市”问题，尤其是以人口迁移为研究主题的“城市”问题，在关注人口总量增减的同时，应结合城市发展实体地域的概念，谨慎审视相关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第4，从收入差异的角度，考察城市收缩对区域平衡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本书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2011年和2013年），分析了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之间劳动力小时工资的差异。研究发现： 收缩城市劳动力平均工资低于非收缩城市33.08%；控制劳动力技能变量后，两类城市劳动力平均工资差异下降为19.84%，即劳动力技能差异可以解释两类城市工资差异的1/3左右，这验证了国际学者提出的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在收缩城市集聚的假说。
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中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本书将城市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板块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区域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两类样本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程度不一，东部（zui）大为44.20%，西部次之为23.30%，中部（zui）小为12.21%。另外，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是造成三大区域中两类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 东部劳动力教育水平可以解释两类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的51.81%，中部为35.79%，西部为52.32%。以上研究结果印证了劳动力选择性流动的事实，即高技能劳动力更容易流失，同时也说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之间可能已形成除了“城乡”和“东部、中部、西部”以外的、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区域差距类型，即劳动力技能在两类城市之间的分化，必须引起重视。
第5，从面向消费和生活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入手，研究城市收缩可能引发的与城市公共服务相关的社会问题。本书参考政府文件《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中所列出的公共服务体系框架，以及学者研究中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分类和应用，甄选包括公共教育、公共文化、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社会就业、环境保护以及住房保障8个方面的10余项指标，衡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人均水平。具体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上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指标降维，得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人均水平的主成分综合得分。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城市经济规模、工资水平、2000年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区域因素等变量后，收缩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显著低于非收缩城市。
本书进一步考察了以市辖区人口持续下降界定的“狭义的收缩城市”市辖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变化。理论上讲，一方面，市辖区常住人口持续下降将降低人口集聚水平，减少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效率下降引发经济衰退导致地方财政萎缩，引发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不善或运行不畅，因此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然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收缩对市辖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影响较小，且实证结果比较稳健。本书将这种现象称为“收缩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谜”。结合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和行政设计，市辖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不仅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域，而且是城市公共财政投资的重点区域，被视为整个城市经济和政治的引领“名片”。因此，城市收缩将反向刺激地方政府在市辖区追加投资，“收缩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谜”的存在，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同时也是中国“人口公共资源”空间错配的现实表征。
第6，典型案例分析与国际经验启示。根据本书研究，我国的收缩城市集中分布于东北和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本书选取长江经济带中具有龙头领跑作用的“武汉城市圈”为典型案例，分析其内部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变化，识别城市收缩现状。基于我们的数据，构成武汉城市圈的6个地级市和3个县级市中，除武汉和鄂州外，其余7市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收缩，出现明显的单极化发展的趋势。从单一城市的视角看，如黄冈市，全市人口下降13.32%，市辖区人口也减少了1.82%，其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发展指标均劣于城市圈均值；从区域的视角看，尽管外围城市人口规模下降，但提高了核心城市的要素集聚程度，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效率。因此，单一城市的收缩必须结合其所处区域的发展进行综合评价，避免过分贬低，同时应因地制宜，转型发展。
通过对比“广义的收缩城市”和“狭义的收缩城市”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对典型区域案例的分析，本书认为，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已不完全拘泥于行政区范围，而是逐渐形成了“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且“致密而紧凑”的块状空间分布格局。因此本书建议，我国应尝试划定“基于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和经济活动完整性”的“都市经济区”，辅助城市管理。本书（zui）后综述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先发国家和地区划分都市经济区，重构城市空间的实践、方法和经验，得出中国超越城市行政边界、基于经济活动择机重新组合城市管理空间，提高城市规划适用性和城市统计科学性等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探索，本书初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城市收缩问题的研究框架，不仅有助于丰富国际城市收缩研究的中国案例，而且对于正确判断中国城市收缩的趋势，关注城市收缩背后可能出现的劳动力技能分区、区域差距扩大、生产和消费活力下降等深层次的问题，推动建立健康可持续的城市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书建议制定“适应性”城市收缩管理政策，以“空间置换”为手段促进城市体系优化和结构更新。在“新常态”背景下，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的重点也应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关注如何抑制收缩城市人力资本流失，以及人口结构优化的问题，因势利导，以形成合理的人口分布结构，促进经济在重点区域有序集聚，实现“更合理的人口空间分布、更精致的城市管理，以及更高效的土地利用”式的“精明收缩”。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