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水之旅：水文化探索与思考》：
生存是人的基本需要，快乐是人生的更高追求。回溯中华水文化历史，这两种生活现象都与水有着密切关系。人从水中既能求生，也能求乐。人活着就要吃饭，这是最简单的硬道理。中国古话“土里刨食”，其实，水里也能“捞食”。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早就说得很明白：“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中国历来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观念，“土”能生长粮食，水里也出产鱼虾菱藕等，海里除了鱼类，还出产盐，在民众心目中，“水”就成为“土”之外另一种可以供养生息的经济资源，能使人赖以谋生，“靠水吃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生存智慧。《水浒传》里的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生活在梁山泊边上的石碣湖，没有一寸耕地，住处团团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间草房，就靠在水面上打鱼鲜为生，用阮小五的话说，“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后来王伦等强人占据了粱山泊，不许打鱼，“绝了我们的衣饭”，生计大受影响。当然，水中求生的日子属于无奈，也充满艰辛和风险。范仲淹有一首《江上渔者》的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不过，水中捞食虽然艰难，毕竟也是人求生的一条路径。
旧时代，王权拥有天下的土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北山》）。那么，“水”在不在王权管控之中呢？阮小五说，他们打鱼为生，“莫说官府，便是活阎王，也禁洽不得”。这只是说，相对“土”而言，官府对水域的管理稍微松一些。实际上，水环境也不能超出王法之外，官府要从水中收取赋税。较早的记载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了，《管子·乘马》就明确记载，要把“水”按照“土”的比例收税：“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就是说，流水和低洼地，凡是能下网捕捞的，都要按土地五分之一的折算来缴纳赋税。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田园四时杂兴（其三十五）》诗里就写道：“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所谓“种水”，就是江南一些穷人，失去土地、废了犁锄，靠一块水面采种菱藕之类谋生，但也无法躲过“水租”。这就表明，因为水里和土地一样有物产功能，能养活人，贫苦民众从水中求生，而官府自然不会放过收取赋税的机会。
说到水中求生，不能不说到历史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生活着的一类特殊人群——蛋民。他们一般在江海沿岸聚居，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岸上没有一寸土地，“浮家江海”，以舟为家，以渔为业，数百年来一直过着水上的“游牧”生活，后人称其为“水上吉普赛人”。“一生活计水边多”“天公吩咐水生涯”，就是他们的写照。福州一代的蛋民被称为“曲蹄”，因其长年累月生活于船上，腿脚不能伸直，大多落下罗圈腿，故得此歧视性的称呼。他们常见的姓氏也大都与水上生活有关，典型的如“江”“池”“浦”等取自生活地点，“翁”姓可能取自“渔翁”职业，“潘”则取自“水上之番人”，“欧”则取自“鸥鸟”。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模式里，人在土地上生活是常规形态，土地的地位至高无上，土地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所谓“一亩地，一亩天”。以“人必与土地相附”的传统观念看来，水居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相当于被主流社会惩罚、流放。历史上，蛋民一直深受歧视和压迫，甚至与娼优隶皂并列为贱民，不得读书应试，不得与陆上汉族通婚，甚至上岸不准穿鞋，绝大部分蛋民受教育程度极为低下。民国时期，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指令不得对蛋民歧视，但实际情况并未真正改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蛋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来称其为“蛋族”，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确认，认为蛋民主要是古越人的后裔，基本是汉族，因此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统称“蛋民”。从社会地位看，蛋民无疑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群。但换一个角度看，正是水为这些失去了土地的社会底层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水中求生才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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