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反对贝尔观点的人随即指出，贝尔提出的很多假设缺乏批判性。其一，在暗示“意识形态”因素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必要联系时，他把经验主义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模式描绘得过于美好，使得意识形态的消亡看似是试图重塑理性节制的新时代，而理性节制这种自然状态在近一个世纪践行纯属乌托邦式理念的非理性尝试中已消失殆尽。贝尔断言美国处于“去意识形态”大气候中，而有些评论员特别指出，贝尔的断言不过是企图从深层次意识形态上将客观性、折中性和实用性改造为英美文化的优越感特征，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是对通体遍布冷战意识形态使命的“自由西方”的一种精致辩护。其二，几位评论家声称，贝尔无意中用技术官僚式的专家指导来替代真正的政治辩论。他们指责道，贝尔为了防止对美国现有不平等现象可能出现的众说纷纭的讨论，而制造了围绕基本规范和价值达成大众共识的神话。其三，冷战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连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政治的突掀狂澜，似乎都证明贝尔的论点大错特错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不计其数的抗议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如流星般势不可挡的环境保护论，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种一目了然的可能性——西方19世纪激进意识形态中的一些核心规范和价值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长盛不衰。
经过了约30年，东欧剧变不期而然地将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重新提上日程。在1989年一篇惊世之作（后扩展为专著）中，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设想过一个“去意识形态的世界”的出现，但他坚持认为这个新时代不像贝尔早期预测的那样具有融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相反，福山断言这个新时代代表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公然胜利”。福山贬低20世纪90年代“新世界秩序”中兴起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并预测“西方理念”在全球范围的胜利以及该理念下的消费主义文化播撒到世界各地将被证明是无法阻挡的。受到市场力量的逻辑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强力驱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①而为人所知。
因此，福山关于“去意识形态世界”的愿景与贝尔类似的分析仅部分重合。福山与贝尔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但不同意贝尔对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前景惨淡的评估。事实上，福山期待用高科技手段来实现旧式的19世纪自由市场乌托邦。他对“历史终结”之际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真空抱有不安，预测到全球化时代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快速市场化促成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谋划、永无休止的技术难题解决，以及对消费者无止境的需求的满足②。
福山在有关该话题的最新文章中捍卫并拓展了其核心观点：意识形态的终结与自由市场全球化相关。他重申这些发展构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并补充说英美规范和价值将主要承担新的“去意识形态世界”的文化塑造之使命。福山肯定地总结道：美国当前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使得“美国化和全球化相伴相随成为必然趋势”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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