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窗集》：
《聊斋志异》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
两年前读孙郁《张中行别传》，他写到张中行的晚年生活，说他最后住在医院时，枕边放的是一部《聊斋志异》，经常翻阅。这让我有些意外。张中行不是小说家，我读他的文章，他谈到的作家、作品甚多，但似乎很少说到小说，不记得提到过《聊斋》。中国作家里，他说自己喜欢周氏兄弟。古代作家，他爱读《庄子》，对其后“文以载道”的唐宋八大家兴趣都不大。张中行一生更关注的是“人生哲学”，对文学的兴趣也是偏重散文，最后终成难得的民间思想家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大家。这样一个人物，当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结束时，为什么会读《聊斋》？
我后来细想：《聊斋志异》虽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高峰，但并不是古代小说艺术最高峰，与《红楼梦》相比，确实不在一个艺术等级上，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也未必就更高明。比如说，《聊斋志异》就没有塑造出如曹操、关羽、武松、李逵、孙悟空、猪八戒这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的典型形象。可是，在所有的古代文学名著中，《聊斋》却是最有平民气息和人间温暖的一部。《红楼梦》里塑造了那么多可爱的女孩子形象，可是一对比，你会觉得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媚如小谢、婴宁、连琐、小翠、小倩、湘裙、素秋、阿纤等更可爱、更可亲近，更像你身边的人物。与《聊斋》比，《红楼梦》多了些贵族气，《三国演义》多了些权术和阴谋，《水浒传》多了些血腥气，《西游记》则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了一些。我想，张中行夕阳之下重读《聊斋志异》，恐怕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平民意识与柳泉先生有着更多的呼应，其实也折射出他们对人生温暖的留恋。
1949年后，文学界对《聊斋》的关注要比其他一些古典名著差得多，证据之一就是人民文学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直到80年代末才出版了面向普通读者的《聊斋志异》注释全本。语文教材所选《聊斋》主要是《席方平》和《促织》这样揭露“封建压迫”的篇什。真正代表柳泉最高艺术水准的那些写人与狐仙鬼怪相恋的杰作，却被看作是色情和迷信。
中国现当代作家创作之初，接受的文学影响各有不同。例如日本“私”小说对于郁达夫，狄更斯对于老舍，奥尼尔对于曹禺，鲁迅对于孙犁，沈从文对于汪曾祺，等等。但是我知道，至少有两位作家在他们晚年的创作中表达了对蒲松龄的高度尊敬，并心悦诚服地学习，甚至模仿。
一位是孙犁。孙犁关于自己年轻时的文学阅读，突出回忆的就是对鲁迅著作和《聊斋志异》的阅读。在中国文学史中，有三人最善于塑造女性形象：曹雪芹、蒲松龄、孙犁。孙犁其实是前两位的继承者。1978年，孙犁写有《关于（聊斋志异）》-篇长文（这几乎是他“文革”后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他说，《聊斋》以文言写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读者面，可是“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可见，聊斋所表现的，是“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这是一部奇书，我是百看不厌的。”他称赞：“在这部小说里，蒲松龄刻画了众多的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他认为，蒲松龄的文学创作跨越了宋以后几百年的文学史，直接与唐人的现实主义承接，他真诚地称赞蒲氏“把一束束春雨后的鲜花，抛向读者。”他说年轻时读《聊斋》，喜欢那些篇幅长、情节曲折的情爱故事，如《小翠》《阿绣》《胭脂》《陈云栖》等，老年则更喜欢像《镜听》那样的短篇笔记。他晚年独具特色的“芸斋小说”显然有意追寻《聊斋志异》中笔记类作品的风格。篇末“芸斋主人日”显然模仿蒲松龄的“异史氏日”，虽然这一手法应上溯至司马迁的“太史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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